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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叔叔

http://www.frguo.com/ 2018-08-23 尹学芸    《收获》2016年第1期

  李海叔叔是“我”家在艰难岁月里相濡以沫的朋友,但为何多年后的再次重逢,他从座上宾变成遭全家嫌恶的人?是他变了还是我们变了,是时代变了还是人心变了?

 

  1

 

  那个黄昏,李海叔叔毫无征兆地来了。他把电话打到我家里,让我到北外环去接他。我是骑车去的,回来时,李海叔叔是跟我走回来的,我一路几乎没怎么跟他说话。他这是第一次到我自己家来,路上絮絮地告诉我,这座县城他曾经无数次地路过,但从来没有停下脚。我懂他的意思。县城西边的那条道是国道,是山里下山时的必经之路,一直朝南走,就到我的老家罕村了。叔叔无论说什么,我都没有吭声。好在叔叔并没有减少说话的兴致,他倒背着手,优哉游哉地走,夸外环的路修得好,绿化也不错,都快赶上承德了。就是最后这句话,让我心里硌硬了一下。我气鼓鼓地想,你儿女都在承德,承德的虱子就都是金眼圈。不得不承认,我当时促狭得毫无道理。原因只有一个,眼下的李海叔叔,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

 

  叔叔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父母斗小牌。一岁多的女儿在摇椅里睡觉,被电话铃声惊醒,烦躁地大哭起来。听说李海叔叔已经到了城北,父亲把手里的纸牌横着丢在了桌子上,皱着眉头说:“干啥来?”父亲的意思是,你没有必要来,这里没有人想你。或者,你根本就是不知趣,来得实在多余。父亲的情绪影响了我,父亲不喜欢的人也很难让我喜欢。所以陪叔叔走的这一路,我都打不起精神。

 

  来到楼下,叔叔问我住几楼,我说住二楼。叔叔仰头往楼上看,说一楼脏,二楼乱,三楼四楼住高干。我说,有房子住已经不错了,还管他住几楼?到了我家里,母亲还有一丝热情,给叔叔沏茶,端水果。父亲则坐在床边,望着窗外,一直都没怎么正眼看叔叔。叔叔跟他找话说,父亲就一哼一哈。这种尴尬叔叔显然是心知肚明,但他毫不在意。晚饭就是棒子面粥,没有因为李海叔叔到来而稍有改善。这也是父亲授意的。叔叔一边喝粥一边说,自己的五个孩子都出息,大女儿海棠一个夏天就买了五条裙子。她工作在保安公司,属公安局管。大儿子自贡工作在政府机关,很快就要提科长了。最小的儿子自奋也顶替他去了矿上做钳工,跟煤黑子一点边儿都不沾。去苦梨峪问问,一家五个孩子都在外工作的人家有没有?一个都没有!只有我李海一家!叔叔说得激动,两只眼球按捺不住要跳出眼眶。叔叔无论说什么,都没人接下言。父亲、母亲和我,以及我的女儿,我们都在各行其是。叔叔的声音就像锯条切割木头,有种嘶拉声,那种声音从他抻长的鸡皮包裹的喉咙里冒出来,听着那叫一个凄切惨淡。叔叔就像独角戏演员,没人喝彩依然演得十分卖力气。孩子哭着要吃奶,我有些难为情。但我的难为情母亲不懂,把孩子往我怀里塞,孩子像小猪一样往我胸前拱,我心一横,把衣扣解开了。

 

  房子只有29平方米,一大一小两间。里间我们一家三口住。外间兼作客厅,有一张折叠沙发,夜里放下来安顿父母。晚上十点叔叔也没有要走的意思,即使父亲话里话外一再暗示这里没有他的容身之地,外面不远处就有旅店,但叔叔置若罔闻。没奈何,我和爱人各奔单位,把床让给父母,父母把沙发让给了叔叔。转天早晨我来给孩子喂奶,发现叔叔已经走了。县里的医院新进了一台CT机器,这种机器据说只有北京上海的大医院才有。叔叔从河北的某个山村来我家,就是听说了这台新机器,他是专门来照CT的。

 

  “他没有病却来照CT,看来是钱多烧的。”父亲气哼哼地总结。

 

  母亲说:“你桌子上的那本书有用么?你叔叔也不问价儿,临走直接装进了包里。”

 

  我确认了是一本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集,书名叫《希望之星》。首篇是我的《难得浪漫》,写这些年的情感经历。还真是巧,里面的一段内容,写的是我和自贡哥似是而非的故事。

 

  母亲唠叨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把别人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一点变化也没有。”

 

  我看见父亲“横”了母亲一眼。他不愿意母亲谈起这个人。

 

  我赶紧说:“那本书我还有,他拿走就让他拿走好了,不耽误事的。”

 

  叔叔来我家的事,我第一时间告诉了哥哥和姐姐。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问,叔叔是空着手来的?我说,是空着手来的。哥哥说,他没有带兜子?我说,他没有带兜子。姐姐问,他没有给孩子钱?我说,他没有给孩子钱。他们就在鼻子里哼了声。我们这边的风俗,久不上门的客人是不兴空手的,就像初次遇到从未谋面的小孩子要给看钱一样。当然,哥哥姐姐所说的兜子还不是这个意义上的,这一点,我在后面专门会讲到。那个时候,叔叔大约已经有四五年没有跟我家联系了,如果不是他主动来,我们差不多都把他忘了。

 

  他成为一个话题在我们嘴边挂了一段时间,后来,终于不再提起。

 

  2

 

  关于李海叔叔的故事,实在是太漫长了。

 

  我最早的记忆,是六岁或者七岁那年害眼病,在炕上躺着。父亲上窑回来,在院子里喊,来客了!来客了!

 

  父亲嘴里的喜气,把全家人都调动了起来。哥哥担起水桶去挑水,母亲和面,姐姐烧火。然后是咣哨咣哨擀面条的声音。我在屋里就能听见一家人热火朝天。我的两只眼都被药膏糊住了,父亲让我喊叔叔,我坐起来,举着脑袋睁眼瞎一样喊了声,却没看清叔叔长什么样。叔叔拍了拍我的头顶,在炕上撒了一把糖,我摸到了一颗剥开放进嘴里,真甜。

 

  那种奶香味,一直甜了我好几年。

 

  这顿饭,只有父亲和叔叔两个人上桌子。事后据姐姐说,母亲只下了两个人的面,多一口的富余也没有。面条是姐姐擀的。父亲和叔叔吃完,盆里就只剩下井拔凉水空空荡荡,还有寸把长的一截面条漂呀漂。姐姐说,断条了,面还是有点软。母亲说,是煮的时候绕到了笊篱上。叔叔连说捞面好吃,擀面、切面、煮面的工夫和火候都恰到好处,吃到嘴里滑溜却不失韧性,是他吃过的最好的面条,比矿里的食堂做得好。这在当时简直是最大的赞美,想想吧,姐姐擀的面条好过矿里的食堂。那可是个大矿,有两千多口人。姐姐做的面条居然能打败那么多人,想不自豪都难!叔叔还特意赞扬了那卤,炒了两个鸡蛋放到炸好的花椒油里,那种香味简直要把房盖顶了去,不好吃才怪!

 

  母亲对姐姐说:“你叔叔夸你呢。”

 

  姐姐的得意似乎就在脸上挂着,说:“叔叔爱吃我擀的面,以后常来。”

 

  叔叔说:“那晚上就再擀一次吧。”

 

  姐姐高兴地说:“好!”

 

  晚上的面条,母亲又减了一半的面。母亲和面的时候,父亲就去菜园子里给烟叶打尖儿。不打尖儿的烟苗就往高里蹿,长得像树一样。饭熟了叔叔却不肯上桌,说要和大哥一起吃。“大哥”就是我的父亲。母亲说,你大哥在菜园子里干活呢。叔叔问菜园子在哪里。母亲迟疑了一下,说:“在甜水井边上呢。”

 

  叔叔说:“我去找。”

 

  母亲说:“你不认识路。”

 

  我从炕上爬了起来,自告奋勇说:“我认识路,我带叔叔去。”

 

  说来也怪,叔叔没来时,我的眼睛肿得像烂桃一样,啥也看不清。这种情况已经有两三天了。叔叔来了一天,我吃了三块奶香味的糖,眼疾也大好了。叔叔牵着我的手,往菜园子方向走。我发现叔叔高身量,白皮肤,浓眉大眼,大背头一根不乱,穿一身毛蓝色的中山装,完全是一副干部派头。从打看清了叔叔,我就喜欢上了他。甜水井是我们这一条街的饮用水,哥哥挑水就来这里。路过几户人家,我话痨一样介绍这家人叫多头,那家人叫二灯,都是我要好的小伙伴。还说甜水井的井壁上有麻雀窝,有一天,我亲眼看见一只小麻雀从里面飞了出来,却不敢飞回去。小麻雀在井沿上喳喳地叫,等来了它妈妈大麻雀,大麻雀张开翅膀把它抱走了。这边有甜水井,那边就有苦水井。苦水井洗头头发是黏的,用梳子都梳不开。但队里的牲口不怕苦,它们统统喝苦水井里的水,喝得咕咚咕咚的。我也不知道我说的话叔叔爱不爱听,我不太好意思看叔叔的脸。他也实在是太高了,站在我身边,像一棵树一样。

 

  父亲从老远的地方看见我们走过来,就用握着一把烟叶的手往回轰我们,说,你们先去吃饭吧,我干完了活再回去。叔叔说,我跟大哥一起吃。父亲看着一大片烟地说,你先去吃,你先去吃。我干完还得等一会儿呢。叔叔就牵着我的手回来了。桌子上他一个人吃面条,又把那只盆子吃得空空荡荡。叔叔打着饱嗝坐在炕沿上抽烟,我失望地小声对姐姐说:“以为面条能剩下一些呢。”姐姐说:“馋了是吧?馋了就咬嘴里子。”我愤怒地叫了一声:“姐姐!”“咬嘴里子”的话,差不多就相当于骂人了,意思就是吃肉,也就是自己吃自己。姐姐这话说得足够刻薄,一下子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羞臊。

 

  果然,父亲回来天都大黑了。父亲蹲在屋檐底下吃饼子。那饼子是白薯面和棒子面的混合体,黑乎乎的,一股霉腥味。我对那个味道深恶痛绝,手里掰碎了,却不愿意往嘴里填,饼子渣落在了地上。母亲毫不张扬地打了我一巴掌,看上去是虚虚晃了一下,其实手上是用了力道的,因为母亲的嘴角使劲扯了一下。若是往常,我会气得哭一场。姐姐就管我叫“哭吧精”,说我眼窝子浅,动不动就长泪短泪。但眼下,一切看在叔叔的面子上,我忍了。父亲三口两口就吃完了一个饼子,又举起一大碗稀粥喝了个精光。我呆呆地想,父亲为啥不早回来呢,早回来就可以跟叔叔一起吃面条了。父亲喝完粥,手拿空碗又发了一会儿呆。暮霭像纱帐一样笼罩了他,父亲黧黑的脸孔失去了柔和,眉目逐渐变得模糊了。

 

  我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

 

  爷爷在饲养场喂牲口,常年吃住在那里。父亲把碗递给母亲,说,我和李海先去饲养场。母亲应了声,把碗放到锅台边上,边走边用围裙擦手,来到了鸡窝旁。母亲蹲下身去,伸手就从里面掏出只公鸡,把两只翅膀掀起来叠在一起,给了父亲。父亲提着公鸡和叔叔先后走出了院子,到了外面,两人就肩膀并了肩膀。事后我才知道,那一晚父亲和叔叔到爷爷面前去行了跪拜礼。大礼过后,他们就成了结拜兄弟,理所应当的叔叔就成了爷爷的亲儿子。

 

  两个人回来时,脸上的笑意都藏不住,一黑一白两张脸都冒着一种圣洁的光。若干年后我仍然想不好如何形容这种表情,我只能说,他们的那种笑容真的有些神圣。是那种羞怯的、含蓄的、隐秘的、温暖的种种元素,同时出现在两张丝毫不一样的面孔中,那种感觉,除了神圣,还是神圣!

 

  父亲在屋里宣布:从今天开始,李海就是你们的亲叔叔!

 

  母亲正倚在墙柜上纳鞋底,听了这话,脸上的笑容突然也变得神圣了!

 

  母亲热切地说:“那敢情好!”

 

  我和姐姐在炕里边坐着,倚着被垛。我有些不明白,悄声问姐姐:“老叔还是不是爷爷的亲儿子?”

 

  姐姐撇着嘴说:“当然不是。”

 

  姐姐大我七岁,基本上她说什么我就信什么。父亲兄弟两个,爷爷也是兄弟两个。爷爷的弟弟我们叫二爷爷,家里没有孩子。听母亲说,二奶奶曾经生过一个丫头,起名领弟。意思是,领来一个弟弟。可领弟不仅没领来弟弟,连自己也没保住。二奶奶信鬼神,常年偷偷在卧室的里间磕头烧香。领弟从小就胆子小,有一天晚上出去解手,据说看见了通天扯地的大白人,结果把自己吓死了。二爷爷从打解放就在村里当干部,如今已经当了二十多年。二爷爷家拖累少,是我们这条街上最富裕的。老叔和老婶不待见爷爷奶奶,总往二爷爷家里奔,后来干脆两家并成了一家。吃食堂的时候,二爷爷家的粮食吃不完,我奶奶饿死了,我爷爷饿得全身浮肿,也没能得着二爷爷和老叔的照应。埋葬奶奶时,老叔像外人一样在人圈外看热闹。他对别人说,他要养着二爷爷和二奶奶,和我们这个家没有关联了。这些历史从父母嘴里传了下来,都快成传说了。

 

  所以姐姐说老叔不是爷爷的亲儿子,我果真相信了。

 

  姐姐悄声说:“李海叔叔才是爷爷的亲儿子。他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又喝了滴了鸡血的酒,李海叔叔就是亲的了。”

 

  我问:“如果不喝滴了鸡血的酒,会是亲的么?”

 

  姐姐说:“当然不会。兄弟有相同的血,才会是亲的。否则,即便李海叔叔管爷爷叫爸爸,他也不会是亲的。”

 

  我确实难以置信,问:“李海叔叔叫爸了么?”

 

  姐姐说:“当然叫了。他是爷爷的亲儿子,当然叫爸了。”

 

  我立刻热血沸腾,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似乎雀跃起来。我那么喜欢的李海叔叔成了爷爷的亲儿子,我的亲叔叔,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事了!

 

  我问姐姐:“你高兴么?”

 

  姐姐说:“当然高兴!他下次来我还给他擀过水面,把面和得硬硬的。”

 

  我想起了奶油味的糖果,心里有点沮丧。姐姐能给李海叔叔擀过水面,我能给李海叔叔做什么呢?李海叔叔的糖,让我分给了好几个小朋友,你可别以为我会一人给他们一块,我没有那么大方。我是把一块糖咬成许多瓣,最小的那一瓣,大概比芝麻大不了多少。

 

  几年以后,李海叔叔第一次到我家来的时间,在我们家曾经引起过争论。爷爷说一样,父亲说一样,哥哥说一样,姐姐说一样。他们各有各的参照。比如,爷爷会说,队里枣红马下驹那年,枣红马喝了鸡汤么。父亲说,我那年上窑地,挣了450块钱。姐姐说,一天做了两顿过水面,这样的日子从来没有过。哥哥说,我是不是那年买了上海全钢手表?没人征求我的意见,其实我也有一肚子话想说。只不过,大人说话我老也插不上言儿。一家人在那里争论不休,母亲端着簸箕进来了,把一簸箕玉米棒子“哗”地倒在了炕上,我们一齐动手,创的创,搓的搓。母亲说,那年大旱,队里每人分了12斤麦子,我们全家才分了72斤。大家一下子不言语了。母亲说的是对的,那年叔叔临走时,把几斤白面绑到了自行车的后座上,怕不牢靠,找了根绳子五花大绑。

 

  母亲是个特别能算计的人。只有那一年,我们家的麦子没有吃到年对年。

 

  3

 

  叔叔给父亲做过三个月的徒弟,他们是在窑厂认识的。

 

  父亲每年春天,都要去河北那一带的窑厂做短工。父亲有打砖坯子的手艺,每月能摔出一万多块。而像他一样的手艺人,能摔出七八千块已经不错了。据说父亲在那一带有着很高的知名度。父亲每年出去务工,都要请大队会计吃饭,然后请小队队长吃饭,因为他要带着大队的介绍信和小队的请假条。这两样,都需要加盖公章。每年请人家吃饭都像过鬼门关一样,好酒好菜预备了,还唯恐人家不来。人家答应来,也不会来得痛快,要三请四叫才行。虽然父亲挣的钱大部分要交给生产队,再由生产队记工分,但毕竟还有剩余。你能用手艺挣活钱儿,这在当时,是遭嫉恨的。

 

  有一天,窑主来找父亲,说,从今天开始你带个徒弟,叫李海。是附近矿上的“右派”,来窑厂改造的。父亲问窑主啥叫“右派”。窑主说,我也说不准,反正不是什么好人。父亲问“右派”做了啥坏事。窑主说,他疯狂反对毛主席。父亲立时仇恨满腔,咬着牙说,那就让他来吧,看我怎么收拾他。

 

  窑主有点不放心,说,你就把苦的累的活计交给他干就行,还别把他累坏了。矿里说了,他是八级钳工,还得随时去矿上干特殊任务呢。

 

  父亲与李海叔叔一见面,就觉得他不是干苦力的人。那样高挑的个儿,那样白净的皮肤,衣着那样整齐,哪能一天到晚跟泥水打交道呢?父亲听窑主说,李海这样的钳工,整个松山煤矿也没几个。所以他虽然是“右派”,却是个牛“右派”。在矿上,都敢倒背着手走路。平时这样走路的一般得是矿长级的人物。父亲佩服有本事的人,所以见了李海的面,就把他疯狂反对毛主席的事忘了。李海叔叔拿铁锨要锄泥,父亲马上把铁锨抢了过来。父亲说,你一边坐着就行,活不用你干。

 

  坯场附近有草棚,李海坐在那里抽烟。也给父亲卷烟,点火,吸一口,然后插到父亲的嘴里。李海叔叔的卷烟纸,都是成条的,白的,寸把宽,一沓一沓的。不像父亲的卷烟纸,白报本、报纸、马粪纸,赶上啥是啥。父亲的两手都是泥,若是往常,父亲每天最多能吸两三支,洗手要跑很远的路,父亲也不愿意耽搁时间。否则那一万多块的砖坯,哪里摔得出来。砖坯是青砖没进窑烧制前的叫法,因为是纯粹的黄黏土,砖坯光亮齐整,码上去简直严丝合缝。自从李海叔叔一来,父亲多了帮手,反而降了速度。父亲有时一天能吸二十几支烟,吸得那叫一个心满意足。

 

  李海叔叔爱说话,这也是父亲降了速度的主要原因。父亲要从草棚的方向往远处摔砖坯,一行四块,像排兵布阵一样。可如果离得远,就听不见李海叔叔说话了。为了能听见说话,父亲总是在拐过来时多耽搁一下时间。父亲听得很认真,是因为李海叔叔说的话他都觉得新鲜。李海叔叔先说自己是怎么当上“右派”的。厂里中层干部开理论学习会议,李海叔叔用烟头烫报纸。烟头燃尽了,李海叔叔把报纸拿了起来,被人发现报纸背面的主席像,正好被烟头烫出了个洞。父亲听得直打冷战,李海叔叔却像没事人一样。他说烫的是报纸,又不是活人,有人也许拿着报纸就去擦屁股了。厂领导找他谈话,说,多亏这是在内部发现的,内部处理,你就当个“右派”算了。若是被人宣扬出去,你就得蹲大牢,吃枪子。哪有当个“右派”这么轻松简单。

 

  松山煤矿两千多人,出了三个反革命,“右派”却只有李海一个,还是矿里自己定的。矿里的领导告诉他,按罪行,他也应该是个反革命。可当时矿里正在搞一项技术革新,事关安全生产,正干到半截上,若真把他抓起来,任务就完不成了。所以给他好歹安个名目,到窑地来避风头。李海自己也说,要不是这个安全生产的任务,他估计该戴手铐了。

 

  李海叔叔还爱谈他的家事。他在石家庄上的技术学校,考学的时候,他是年龄最大的学员。中专毕业,顺便也把城市姑娘马爱花搞到了手。马爱花在书店卖书,李海叔叔就每天到书店看书,其实一本书也没看下去,他的眼睛,始终围着马爱花的身影转。岳父岳母都以为李海叔叔是承德市里的人。他们私下商量说,远是远了点,城市小了点,但风景还不错,皇帝都愿意到那里歇着,将来咱们也可以到那里去当皇帝。既然姑娘乐意,那就把她高高兴兴打发了吧。结了婚才知道,李海叔叔的家在山沟里,离承德还有两百多里的路程。关键是,李海叔叔被分配到了松山煤矿,离石家庄也是十万八千里。等于是,哪儿都不挨哪儿。马爱花的工作关系转不过去,叔叔给她出主意,让她辞职。结果马爱花偷偷把工作辞掉了。这下岳父岳母不干了,大姨子小姨子不干了,大舅子小舅子也不干了,他们一致认为李海叔叔把马爱花骗了。他们声势浩大地支持马爱花离婚。马爱花也动摇过,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有一天突然来了封加急电报,上写父亲病危。马爱花忙不迭地回了家。李海叔叔等一天人不回来,又等一天人还是不回来。李海叔叔心说不好,找到石家庄才发现,岳父根本没有病,马爱花跟同学去看电影了!李海叔叔让马爱花跟他回家,马爱花说,要在娘家待上几个月,好好享受享受,那个穷山沟能为啥让人家客人搓煤球,叔叔认真地说,他不能白吃中国人的饭,美国人都很自觉。

 

  我跟小伙伴们踢毽子,因为叔叔的缘故,总是踢得心不在焉。身边不时有人凑过来问这问那,叔叔几个孩子,都叫什么名字。叔叔家待的城市大不大。婶婶是不是售货员。叔叔这次来有没有带奶香味的糖……只要是有关叔叔的话题,我什么都愿意回答。只不过,有的答案是叔叔讲过的,而有些答案,就是我编的。比如,叔叔的五个孩子中,两个女孩三个男孩,名字都让我们的耳朵起了茧子,所以这些问题回答起来一点都不费力。至于叔叔的家,我知道那是在深山区,有坡上坎下,家里的粮食,差不多就种一种大黄米,孩子们都没见过水稻和小麦。这是叔叔诉苦的时候我听来的,可听来的话,我却不愿意告诉其他小朋友。我只说,叔叔一家就住在大城市,有很高的楼,有很大的公园,旁边就是电影院。婶婶就在一个很大的商场卖点心,卖不了的点心允许统统拿回家里,家里经常都不用做饭。小伙伴的眼睛都直了,流着哈喇子看着我。她们实在想不出那样一种生活有多幸福,我们长这么大,就在代销店见过点心,实在是,指甲大的那样一块点心也没吃到嘴里过。

 

  至于奶香味的糖,叔叔只带来过那一次。但在我的嘴里,一定是年年要带的。小伙伴多头是我的同龄人,气哼哼说,你叔叔年年给你带糖,可你就给我们吃过一次!我解释说,糖都被母亲锁进了柜子里,我没办法啊!

 

  小伙伴排着队跟我回家看李海叔叔。她们大多躲在门帘后,扒着门框偷偷往里看一眼。叔叔用侉侉的声音招呼说,进来啊。结果他们都是耗子胆儿,谁都不敢进,哗啦一下全跑了。多头对我说,你叔叔长得真叫俊,简直就像周总理。我很得意,那种高兴劲儿,就像是真的周总理到我家来了一样。

 

  4

 

  叔叔一般在我家里住三天,初四一大早,就要上路了。初三的这个傍晚,是我家最为忙乱的。叔叔的后车座上夹着一个青灰色的旅行包,很大,能装进一个小孩子。母亲第一次提在手里掂了掂,就说能装个小孩子。母亲提前跟父亲商量,这个旅行包里装点啥呢?父亲说,还能装啥,粮食。他们家就缺粮食。于是母亲打开缸盖看了看,用一只瓢朝下擓一通,满满一瓢白面就出缸了。母亲把装满了白面的瓢放在缸盖上,回身再拉开旅行包的拉锁,才发现硬皮的旅行包里原来有内容。拿出一个布兜,还有一个布兜;拿出一个袋子,还有一个袋子;母亲一下子就掏出来七八个。当时母亲是在后院的储藏室里,是蹲着的。而我正在门前踢毽子,我发现,母亲突然“哎呀”了一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她显然是让那些布兜、袋子吓着了。她让我把父亲喊了来,两个人头碰头摆弄那些布兜袋子,嘴里咕哝着商量了老半天。最后一致决定,哪个布兜、袋子都不能空着走。烟叶、粉条、薯干、花生、瓜子、红小豆、白爬豆、芝麻、棉花、黏面、小米……只要我们家有的,不管是啥,统统带给叔叔。于是叔叔走的时候,自行车就像是全副武装一样。车把上,后座上,绑的绑,挂的挂,都是装满了货物的布兜和袋子。最多的一次,母亲曾掏出来过12个袋子。既有学生用的帆布兜子,又有临时用布条缝制的布袋子。母亲翻看了一下针脚,都是粗针大马线的。我说,婶婶的针线活不好,不如您的好。母亲说,别瞎说。你婶婶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你婶婶是在大城市当过工人的。在我们老家的语系中,凡是城市的、吃商品粮的人,都统称是工人。

 

  实在没东西可装,母亲去邻家借了十个鸡蛋煮熟了,说给叔叔路上打尖用。母亲边煮鸡蛋边自责,叔叔在路上要走差不多一天的时间,过去从来没想起来过要给叔叔准备打尖的食物,叔叔这一天都要饿肚子。从那一年开始,十个煮熟的鸡蛋就成了保留曲目。为了能让叔叔满载而归,我们全家半年前就要口挪肚攒。比如队里分了花生,母亲提前会把给叔叔的一份单独放着。有时候我们嘴馋从袋子里偷着抠几粒,但会自觉不动其中的一个袋子,因为那是准备送给叔叔的。

 

  数不清多少个正月初一,父亲在河堤上的暮霭中接到了叔叔。那个时候,父亲差不多在河堤上已经转了一两个小时。远远地看到一个骑车人过来,父亲停下了脚步,仔细辨别,觉得模样像叔叔,遂疾步往前走。叔叔戴着一顶狐皮帽子,帽子耳朵张开着,随着土路的颠簸,呼扇呼扇,从远处看,就像会飞的风筝。他一下一下紧着蹬车,看见父亲迎上来,越发加快了脚下的速度。我无数次地想象,他们的相逢应该像电影,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让围观的人湿了眼睛。可现实总是让我失望,他们的见面平淡无奇,他们只会平淡无奇。多是叔叔跳下车来,喊一声“大哥”。父亲应一声,就没事了。既没有拥抱,也没有问候。让看热闹的人很是失望。父亲接过叔叔的自行车往回走,这一天的等待就算结束了。连我似乎都能听到父亲那颗悬着的心“咚”地落地的声音。

 

  爷爷给我起了个外号“电报车”,是说我嘴快腿也快,总是第一时间跑回家,告诉母亲叔叔来了,然后再跑到饲养场,告诉爷爷叔叔来了,还要张扬地告诉我遇到的所有人,我叔叔来了!不知为什么,爷爷总没有我期待的那种对叔叔的热情,他与父亲刚好相反。饲养场有一间筒子房,爷爷靠在廊柱底下搓麻绳。我旋风一样跑过去,大声喊,爷爷爷爷,叔叔来啦!爷爷一张平静的脸看我,说,慢点跑,别栽了。我的印象中,爷爷从没回家看过叔叔,除了那次行大礼,叔叔也再没张罗来看过爷爷。这段时间里,爷爷仿佛是不存在的一个人。按说这事儿有点匪夷所思,只有我在写这部小说时,才发觉这绝对是个问题。可惜当时都被叔叔带给我家的热闹掩盖了,我们甚至没人想起爷爷这个人。

 

  爷爷是夏天去世的。我已经记不起来是哪一年的夏天,三年级,或者四年级?我提着筐拿着镰刀去采猪草,在河堤上碰到了我的老师,老师叫着我的名字打趣说:“王云丫,你的眼窝没湿,不应该啊!”我不知如何应答老师的话,不好意思地笑了下。家里,爷爷直挺挺地躺在门板上,身上盖着青色的布单子。木匠在打棺材,大师傅在埋锅造饭,里外都是忙碌的人。父亲母亲得空偷偷抹一把眼泪。我很得意我的眼窝没湿,故意把脖子往上挺了挺。我刚走到河对岸,就看见有人在坡下一手推着车,一手搭着凉棚朝我看。我惊喜地对身边的伙伴二灯说:“快看!这人好像是我叔叔!”二灯在风中甩了一把鼻涕,嘲讽说:“拉倒,你凡是看见体面的人都以为是你叔叔。”二灯的话根本没有打击到我,我眼睛盯着那人,拧着身子快步往前走。那人也一直在看我,往坡上走了几步,他首先说:“这不是云丫么?”就听“哗”的一声,我被一股巨大的温暖包围了,叔叔出现得可太是时候了!我跑过去喊了声叔叔,告诉他爷爷去世了,家里正打棺材呢,大师傅正在埋锅造饭呢。叔叔说,那我回来得正好,怪不得这两天心里总是闹得慌。你去干啥?我说我去采猪草。家里的老母猪要下崽了,每天都会吃很多猪草。叔叔回家了,我挽着二灯的手臂往前走。我的甜蜜幸福与二灯的灰心丧气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路我俩都没好好说句话,二灯始终跟我拧着脖子。爷爷去世的事并没有通知叔叔,叔叔能够赶过来磕头纯属偶然。叔叔也因为这件事声名鹊起。大家都说叔叔虽然跟爷爷没有血缘关系,却跑了这么远来让爷爷“得济”,比那个人强。

 

  “那个人”,无疑指的是爷爷的另一个儿子,我的老叔。

 

  关于“得济”,我稍稍解释一下。在我们老家那个地方,老人最大的“得济”,就是临死之前儿女能看一眼。或者,在灵前磕个头,送亡者上路。否则,你就是平时再孝顺,照顾得再周到,老人去世时你没在身边,这也是没得济。古语说的“父母在,不远游”,折射的可能也是这个道理。许多年里,老叔基本上与我家断绝了关系,所以爷爷去世时,根本就没见着他的身影。叔叔这次来,是来跟我家借钱的,没想到正好赶上爷爷的葬礼。

 

  5

 

  从打我记事起,我家就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是土改分得的胜利果实。正房的其中一间,住着二爷爷二奶奶,对面是生产队的粮库。我家跟老叔住东厢房,而西厢房住了一户外姓人。倒房里住的则是被分胜利果实的那家人,是个富农。印象中,他总揣着袄袖在院子里晃,终年挨批斗。斗争他的人让他管蒋介石叫爹,他不叫,被人打断了一条腿。

 

  老叔和老婶就算过继给了二爷爷家,也没履行啥手续。他们只是持续地年复一年地不过来看我爷爷,我爷爷便对我父亲说,你就当没有这个兄弟吧。

 

  二爷爷要了处宅基,要到外面盖房。某天我父母上工回来,才发现好好的房子被拆得只剩下了一半。砖瓦石料木材都被老叔扯走了。我家这一间半房子,侧面成了一个巨大的伤口,若是浇一场大雨,一准坍塌。母亲一下就哭出了声,围着房子疯了似的转来转去。父亲原本又要去河北的窑厂上工,因为房子成了这样,不得已留了下来。父亲安慰母亲说,要不也该盖房子了,孩子眼瞅就大了,不能总挤在一起睡,该分窝了。

 

  要想盖房,先得拆房,计算有多少建筑材料能够重复利用。房子落了架,松木檩柁一敲梆梆响,父亲在这边忙碌,富农揣着袄袖歪着肩膀远远地看着,说劈成一半也比现在的木头结实。这整个一座宅院都是富农的爷爷盖的,据说松木都是用胶皮大车从东北拉来的。富农的话让父亲茅塞顿开,如果能把这些木材劈开,一层房的材料就都有了。父亲指挥帮工的人把木材抬到了院子的一个角落,老叔来了。老叔说,这房子也有奶奶一份,既然奶奶都过世了,就应该有他的老儿子一份。说完,走向那架最粗的房柁。父亲一看急了眼,连忙站到了圆木上。怎么也没想到老叔一猫腰把圆木抬了起来,一下就把父亲摔了个仰八叉!父亲摔在地上起不来,嘴里却不停地破口大骂。父亲骂人这一生也仅有这一次。不幸的是,爷爷就在不远处听着。老叔一看父亲态度强硬,灰溜溜地走了。我家的三间房子后来盖了起来,一看就是将就的,檩条和房柁都是白生生的茬口。这是1969年的事。

 

  1976年的秋天,父亲从大队要了宅基,在苦水井附近盖起了一层四破五。这在当时的村里也是件轰动的事。儿时的伙伴多头家里经常因为这个吵架,多头妈说多头爸废物,一辈子挣不来活钱儿。瞧人家云丫的爸,一层四破五的大房,像气儿吹的似的眨眼就盖了起来。

 

  但这层房命运也不长久。上梁时木材还是湿的。我们住在里面几年,房柁总像下雪一样飞一种奶茶色的粉末,有时直接就能飞到饭碗里。仔细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木头里面生了虫子。那些虫眼越来越多,房柁眼瞅着不能承重,父亲就在下面支了根木头,就像屋里长了棵树一样。后来这根木头也真发了芽,是棵柳树,顶住房柁的地方,长出了一簇绿生生的叶子。

 

  1985年,父亲手里攒了些钱,决定把房子推倒重盖。这回是当作百年大计来盖的。当时我高中毕业以后在村里的服装厂上班,利用停电的时间,曾经跟父亲跑过几次木材市场。父亲选的木材,都是最贵的东北红松,每一根椽子都是红松的,俊俏笔直,连个疤痕都不带。我高中时的成绩不错,家里一直对我的高考抱着希望。可是我偷偷地学文科考了理科,是想早早步人社会体验生活写小说。写了四五年,浪费了若干纸墨和电费,却一事无成。母亲大字不识,却能从村里给我拿回退稿信——她是怕别人看见。

 

  有一次父亲跟老叔吵架,因为什么忘记了。老叔指着父亲的鼻子说,瞧你的孩子,瞧你的孩子!老叔的意思是,你的孩子没出息。老叔主要指的是我,因为我总半宿半宿地开着电灯浪费电,成了村里人嘴里的笑话。没想到父亲理直气壮说,我的孩子怎么了,比你家的强!我的儿子当老师,我的闺女会写小说!这话简直惊世骇俗啊,大哥当的是民办老师,而我的会写小说真是不能当话说啊。我只发表过一首诗,赚了一块钱稿费,还让邮递员扣去五分钱。大喇叭一遍一遍喊我去取稿费,我不好意思去取,邮递员把稿费送到了我家里,我躲在屋里不敢出来,羞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可父亲不觉得我丢人,就那样骄傲地响声大气说出来,惊了一条街的人。

 

  那层房父亲一共盖了七间。父母住一间,哥嫂住一间。姐姐出嫁了,但父亲特意给我辟出一间闺房。父亲说,我恐怕不能像多头和二灯那样早早就嫁人。只要一天不出嫁,家里就得有你住的地方。

 

  父亲这句话,温暖了我一辈子。

 

  6

 

  有一年的正月初一,父亲没有接到叔叔。月亮升起来了,星星爬满了天空,河里的水因为结了冰,又被寒冷冻裂了,发出了咔啦咔啦的响声。零星的鞭炮清冷寂寥,厚重的夜色像水墨一样铺排,把村庄整个都包裹了。起初,我一直在河堤上陪父亲,后来实在冷得受不了,我先回家了。河堤与街道就是一个T字形,我把那条街走完,要拐弯,突然回头看了眼父亲。暗淡的星光下,父亲矗立在河堤上,像一棵长了腿的树。后来这棵树越来越矮,直至消失。我不放心,又跑回了河堤。堤上堤下河边对岸哪里有父亲的影子!我不敢大声喊,怕惊扰了这黑夜。对岸的堤上都是灌木丛,让夜色弄得鬼鬼祟祟。我跑回了家,堂屋里热气蒸腾,锅里的水也不知道添了几回,案板上的面条码放得整整齐齐,母亲和姐姐在包饺子,留待明天早晨煮。我气喘吁吁说,父亲找不着了,哪里都没有。母亲把情况听完,头也不抬地说,他一定是去大马路上接了。我恍然大悟。对岸的河堤下面是一大片高梁田,夏天我们在河里洗澡,曾经到高梁地吃甜棒。高梁田的那边,就是新修的大马路,一端通到天津,一端通到承德。叔叔每年都是顺着这条路来我家。姐姐问,这样晚不来,叔叔还能来吗?母亲说,是家里有事?是车子坏了?是煤矿没放假?真是急死人了。我坐在灯光的暗影里嗑瓜子,想着在马路上焦急等待的父亲,有点后悔一个人先跑回来。母亲说,你爸就是死心眼儿,等不来就别等了啊,这大冷的天!我抓了把瓜子装到兜里,说我去找他。母亲斥责说,黑灯瞎火的,丫头家家瞎跑啥。冻不起他就回来了,不用你去找!

 

  父亲在灯影下吃饭的场景充满了忧伤,父亲怔怔的,半天才动一下筷子。面条挑了起来,却没往嘴里放。筷子搭在碗上,面条搭在了筷子上,开始还冒着热气,后来便成了冻僵的蚯蚓。叔叔初一没有来,初二也没有来。不知道叔叔为什么不来,那些给叔叔准备的东西都摆放在储藏间,一样一样,笸箩、簸箕、沙斗子,凡是能用上的东西,几乎都派上了用场,就像穆桂英摆的天门阵一样。叔叔不来,我们还不止是忧伤,还惶惶不可终日,总是担心着,惦记着,恐惧着。我偷偷对姐姐说,叔叔不会是死了吧?姐姐拍了我一掌,嫌话说得不吉利。可转过脸去,她就把同样的话对母亲说了,母亲却没有拍她。母亲说,我们今年可以多吃几顿烙饼了。

 

  天都大热了,我们接到了叔叔写来的一封信,是写给父亲的。解释他今年正月初一没来的原因,是因为生了场大病。这封信只有半页纸,在我们家每个成员手中传阅。叔叔写的是连笔字,很好看,很大气。大家一起唏嘘,总算解开了心中的疑团。大哥那年新定了对象,脸上总有一层桃色水气。他对母亲说,给叔叔留的花生和芝麻不能过夏天,过了夏天就长虫子了,不如我给丈母娘家送去吧?母亲嗔怪地看了他一眼,答应了。信到我手里时,已经是最后一站了。我读初中二年级,开始对文字和行文敏感。我上下看了一眼,说,这信是三个月之前写的。哥哥姐姐不信,抢过去看,日期果然是二月十二号,若按阴历算,那时应该是年后不久。父亲表扬了我,说哥哥姐姐都是高中毕业,却不如人家初中生能看出门道。姐姐狡辩说,我还没看完呢!事后我们问过叔叔,是不是信写得早,寄出来晚?叔叔说不是。那么这封信就是在路上或我们大队给耽搁了。大队的信箱是一个绿皮筒,各种信件经常散落得到处都是。

 

  经过全家一致协商,由我来给叔叔回信。这是我第一次写信,而且是写如此重要的一封信,我没法不认真对待。有好几天的时间,人在教室上课,脑子里就全是信中想写的内容。信写好以后,给全家念,改了又改,抄了又抄。比《红楼梦》批删的次数都不少,我就是从那年才开始看这部大书的。母猪下崽了,哥哥订婚了,姐姐用一尺布票三尺三的面料自己裁了条裤子。父亲不能出去务工了,因为他当了生产队的队长。林林总总,杂七杂八。总是写不全面,总有新的内容需要补充和添加。信写好后,密密麻麻足足四页纸。我最后一次给全家念时,磕磕绊绊念了足有半个小时。明明是写通顺了,可一念又觉得不通顺了。我着急,父亲比我更着急,他的脸上和手上都替我使劲,我一看他,就更紧张了。信念到一半,我都要虚脱了。那个晚上村里有电影,姐姐陪着我,在看电影之前把信庄重地投到了信箱里。电影看到一半,我突然“哎呀”叫了一声,信封上光注意写地址,忘了写叔叔的名字!我和姐姐赶紧挤出人群,来到了那只邮筒旁,信就在里面,可我们却取不出来。邮筒不知什么时候被人上了锁,过去明明是不上锁的啊!转天我们再来找,发现那些信已经被邮递员老吴取走了。好在老吴是个热心人,他到邮局发现了这封没有收信人名字的信,把信退了回来。

 

  这封信开启了我跟叔叔的通信生涯。如果说,写信也可以算创作的话,这无疑是我最早的创作经历,我跟叔叔之间天上地下无话不谈。叔叔写的信,一点也不比我写的短,而且都是鼓励鞭策的内容。看信和写信,成了我那一段生活中最幸福的事。

 

  7

 

  又一个正月初一,叔叔不是一个人来的,后车座上坐了个小丫头,不用问我们也知道,她叫海棠,是我的妹妹。还有另一个更小的妹妹叫腊梅,比这个叫海棠的小了十分钟,她们是双胞胎。即使是双胞胎,叔叔也一定是带海棠来,因为在叔叔的嘴里,提到海棠的次数要比提到腊梅的次数多得多。海棠从大堤上走下来,我们这一条街都轰动了。当然我这样说有点夸张,所谓轰动,是指我们差不多大的丫头和小子,都从四面飞奔来,要看海棠妹妹长什么样。这个海棠可真是漂亮啊,两条麻花辫又粗又长,刘海弯弯曲曲,她是自来卷!一双大眼睛水汪汪,嘴唇红得像点了胭脂。关键是,她的皮肤青白青白的,真的就像鸡蛋清一样。光是这一样,一下子就把我们比下去了。我们都是上树捉鸟、下河捞虾的野孩子,脸都跟红高梁一个颜色。海棠坐在炕沿上,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羊羔从柜子底下战战兢兢爬了出来,海棠惊奇地说,这是小狗吧?不怪海棠认错,这只羊羔太像小狗了。身上的底色是白的,却有黑的棕的花斑点,还没长犄角,一张俊秀的小脸毛茸茸,可不就是小狗么。海棠的这个笑话,被我渲染给了很多伙伴听,大家都乐得前仰后合。要说这有什么可笑的呢?许多年以后,女儿跟我出门看见一头牛,女儿说,这是大猪吧?都没有这么好笑。那种好笑一点都不带嘲讽或蔑视,相反,带一种羡慕和景仰。瞧,海棠不认识羊,人家连羊都不认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人家生活的底子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城市来的!

 

  天知道的,我给这一切打了掩埋。海棠不是不认识羊,只是没认出我家这一只。只要是山区,最不缺的就是羊,因为那里有天然牧场。

 

  海棠不认识羊,成了她身上鲜明的特征。再加上她说话的声音就像小羊羔,更让我喜欢得不得了。我上厕所都要带着她,她实在是太有趣,太迷人了!我把所有的私藏与她分享——没头没尾的书(后来才知道是《青春之歌》,算禁书)、灯芯绒的布包、红油漆的羊骨、几块视若珍宝的手绢……海棠妹妹如果提出想要什么,我会毫不犹豫送给她,包括一件新做的花格褂子都舍得。但海棠妹妹什么要求也没提出,她仔细地替我把东西收好,放到了橱里。母亲正在做饭,喊我去后院拿一把柴火。别多拿,再有一把就够了。我应了声,拉着海棠妹妹一起去了。所谓的柴垛,早就夷为平地了,只剩下了一些碎的柴草节,一二寸长。海棠妹妹看着我把柴草节装到一只粪筐里,惊异地说,这能烧么?这能做熟饭么?我说,我们一直就烧这个啊!海棠说,我们一直以为大爷家的日子就像天堂一样,没想到烧柴都这么困难。我说,我们烧柴一直困难哪。这些柴还是我们捡来的,要跑十里八里的路呢。在饭桌上,海棠对李海叔叔说,爸,大爷家里没柴烧,你应该给他们拉些煤来。海棠直视着叔叔的眼睛,说起话来像大人一样。叔叔说,要说松山矿啥都缺,就不缺煤。新出的一种大同块比山西的煤好烧。海棠说,那就赶紧拉一车来吧。叔叔说,好,等我回去就操办。我看见爸妈兴奋地彼此看了一眼,我则崇敬地看着海棠,小丫头人不大,说起话来却丁是丁卯是卯。

 

  过了不久,一卡车大同块就轰隆轰隆拉来了。叔叔说,他的几个徒弟挑了一晚上,保证里面一块石头也没有。母亲张罗做饭,叔叔说来不及了,他和司机都是偷着出来的,得赶紧回去。两个人连口水都没喝,又把卡车轰隆轰隆开走了。这个晚上,我家没完没了地有人串门子,他们都是来参观的。煤堆在我家院子里,真跟一座山差不多。有人问父亲这车煤有多少,需要多少钱?既然李海在煤矿工作,应该能便宜不少吧?别人无论问什么,父亲都一脸幸福地摇头说不知道。其实连我都知道这车煤是五吨,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要刻意隐瞒。许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了这里边的机巧。我问母亲李海叔叔是不是送给咱一车煤,母亲说,他送?那车煤一共200块钱,李海要走了220,说要给司机20块好处费。我说,可大家都以为李海叔叔白送了咱一车煤。母亲说,还不是怨你爸。咱花了煤钱的事,你爸不让对别人说。

 

  但这车煤还是给叔叔找了麻烦,他在矿里挨批判了,罪名是“倒卖能源”。挨批判的事是叔叔写信告诉我的,他说他一边写信一边写检查。叔叔的信写得很轻松,一点也没因为写检查影响心情。叔叔是个有气度的人,这一点,特别让人崇拜。我特意把那封信藏了起来。没有告诉父母,是怕他们担心。我对自己说,王云丫,你已经长大了,得能扛点事儿了。

 

  8

 

  高三上了多半年,转眼就要面临毕业了。原来一直想脱离学校步人社会写小说,真的要面对这一天了才知道,到哪里去找写小说的门路啊!我们这所乡办中学教育质量差,连续几年没有高考上线的,大家都惶惶不知所终,我则开始烦闷和愁肠百结。偶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我似乎醍醐灌顶。这不是说我么,我的路就是越走越窄啊!我给叔叔写了封长信,信中散发着少有的悲观甚至绝望的情绪。就好像,我还没有踏上人生旅途,所有的路就成了断头路,没有哪条路能带我走向光明。而光明的路什么样,我又不知道。班里的团支书毕业就跟男同学结了婚,男同学是我的邻居,就住在我家前院。我出来进去绕道走,不愿意碰见她。其实是不想碰触她那种生活,仿佛是,那种生活原本是跟我不相关的,一碰触,我就看见了不远处的自己。

 

  可还是有个男同学让我心动了一下。他姓胡,是不远处的柳河套村人。他经常让一个女同学把信捎给我。信是封好的,可我拿到手里一看就知道,封口曾被启开过,因为糨糊还是湿的。这样的结果我一点都不在意,等他的信成了一种慰藉。

 

  过去,我对那个男同学并没有好感,他多少有一点好高骛远。是他信中的一些文字感染了我,他说他希望能遇到这样一个人,和他一起去走天涯。

 

  走天涯的想法,契合了我心底的浪漫和虚无的感觉。

 

  我把这些信息也汇聚到了那封长信里。没想到,一向温和的叔叔突然板起了面孔,给我回了封措辞非常严厉的信,他批评了我。他说,你还没有走在路上,怎么就知道路越走越窄?人生的路千条万条,你不走一走,怎么能知道哪条路适合你?叔叔说,我不知道潘晓是谁,但我知道她矫情。人有脚,就是用来走路的。你在雪地上反复沿着自己的脚印走走看,路只能越走越宽,绝不会越走越窄!

 

  他把那个男同学说得一无是处,等于兜头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冷静下来我好好想了想,高中三年我从来没喜欢过这个男生,眼下对自己妥协,纯粹是因为觉得无路可走。

 

  信的末尾,叔叔邀请我出去散散心,说也把自贡哥哥叫过来,跟我做个伴。叔叔的这个邀请在我就像久旱逢甘霖,我太想出去走走了。在这之前,我从没出过远门。

 

  自贡哥哥大我两岁。我们每天除了看电影,就是东游西逛。整座矿山坐落在山环里,附近山上的果子几乎都让我们尝遍了。我第一次知道有种苹果叫美夏,长着红艳艳的脸,个头不大,却很甜。我问自贡哥哥苹果为啥叫这样的名字?自贡哥哥说,夏天来了,它们就美了。我们在树上选最大、最圆、最红的苹果,吃够了,会偷几只装到口袋里。那里的老乡都淳朴,你若是吃,吃多少他都没意见。若是想带了果子出山,如果让他们看见,他们就不乐意了。

 

  自贡哥哥提前走了,李海叔叔带我去城里串门子。是城市中心的一片小平房,我们拐进一条胡同,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出来开门的是梁叔叔,黑皮黑脸小眼睛,样子有点像马未都。我第一次看见马未都时,就吓了一大跳。叔叔介绍说,梁叔叔是剧团团长,我们今晚去看他导的戏。介绍我时叔叔的口气有一点特别,说这就是天津大哥家的二丫头。就好像,他们昨天还在谈论我。梁叔叔欠着身子往我脸上看,嘴里哦哦地应。看得出他和李海叔叔关系非常好,一句客套都没有。但我看出了别的一点什么,时隔多年,我甚至回忆不起梁家婶婶的样子,她只打一晃,就不见了踪影。但就是那一晃,让我感受到了我和李海叔叔并不受欢迎。好在叔叔不在乎,我是顾不上在乎。到城里的人家做客,我平生还是第一次。每顿饭都是梁叔叔下厨房炒菜,时隔多年我回忆,才醒悟梁家婶婶大概带着两个儿子回娘家了,因为两间小平房,根本住不下这么多人。我第一次知道鸡蛋还可以摊成饼一样装在盘子里,与盘口正好一样大。我们吃了饭匆匆去剧场,梁叔叔陪我们看戏。有个小生出场,梁叔叔说,这个丫头哪都好,就是个子矮,我给她定做了半尺高的鞋,在袍子底下遮着呢。我左看右看,也没看出这个小生是丫头。

 

  李海叔叔做客做得很兴奋,他对我说,这都是好朋友,以后可以常来。

 

  9

 

  父亲当了三年的生产队长,生产队解体了。

 

  开始是有风刮了过来,说别处早就包产到户了。我不信。我喜欢生产队,觉得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才是生活。我只是以学生的身份到生产队劳动过,大家比着赛地讲笑话,既动口又动手;比着赛地学偷懒;比着赛地占生产队的便宜。那种生活简单快乐有趣。高中毕业后一直想融人他们之中,但就是缺那么点勇气。从叔叔那里回来的路上,心一下就安静下来了。我对自己说,你没有退路了。是时候了,去参加劳动吧。即便是为了体验生活,也应该有行动了。我从大马路上下了车,一个人往家里走。走到家门口,正好碰见母亲牵着一头驴回家。是头好大的灰驴,大概不情愿被人牵着,头总往缰绳相反的方向挣脱。我帮着母亲把驴轰进了院子,问母亲要干啥活。我以为驴是从生产队借的。可母亲说,驴是咱家分的。那么多人抽勾(抓阄),一下子就让我抓着了。母亲的兴奋溢于言表,说队里一共就有五头驴,又有老,又有小,只有这头驴不老也不小。当然还有牛和马,可那是大牲畜,不适宜在家饲养。

 

  就像倒憋了一口气,我一下就给闷住了。我刚下决心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没想到这样的机会就永远失去了。我还有一件事百思不得其解,大片的土地被切割,机械化怎么操作?现代化怎么实现?各家各户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人心就会散如沙。大家心不往一处想,劲不往一处使,要实现共产主义,还不得驴年马月!我整天瞎想,父亲却早早收拾好行囊出发了。母亲说,父亲一辈子挣的钱能压死一匹骆驼。父亲一生就对两样事有瘾,一是干活,二是挣钱。

 

  终于不要介绍信,也不用请假条。我猜,父亲骑在那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上,心一定是飞起来的。村里建起了服装厂,我带着家里的缝纫机到厂里做了工人。工资不低,但我工作得不愉快。心里总像长了雾,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别人。每天的工作时间是早晨六点到晚上十点,中间只有各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要跑着回家,再跑着回来。我把那些所谓灵感的火花,都随手记录在衣服的卡片上。这年的正月初一叔叔是坐长途车来的,他把我关到了门外,说有重要的事跟我父母商量。叔叔走了以后母亲才告诉我,叔叔想跟我家结亲。我不明白,啥叫结亲?母亲戳了我一指头,“你叔叔看上你了,要你做他家的儿媳妇,你乐意不?”

 

  我立刻心如鹿撞。这样的事,在我还是新鲜的。胡姓同学如春光乍泄,那一段很快就过去了。叔叔喜欢我,让我的心里甜丝丝的。后来我想,假如当时父母答应了叔叔,我可能也不会反对。毕竟,我喜欢叔叔,也喜欢自贡哥。自贡哥是一个漂亮的男孩子,我在他面前,甚至有点自惭形秽。他在山上给我砸野核桃,两只手都像生锈似的变了颜色。他只允许我摸白白净净的核桃仁,说女孩子要保护好自己的手。跟他玩在一起十几天,是我有生以来不一样的生活,那种生活轻松、愉悦、时尚、浪漫,我们赤着脚在小溪里淌水,鱼儿就在趾缝间钻来钻去。如果我不想脱鞋袜而又想过小溪,自贡哥二话不说就会把我背过去。我不知道自贡哥是怎么想的,我是喜欢跟他在一起的。但这个喜欢,跟想嫁给他肯定是两层意思。

 

  母亲告诉我,叔叔提出这个要求时,父亲斩钉截铁回绝了。叔叔显然没想到父亲会拒绝得这般彻底,伤心得落了泪。他觉得,是父亲瞧不起他。在这之前,父亲一向是有求必应,叔叔就像是被父亲宠坏了的孩子,对父亲的拒绝没有一点心理准备。我也很难过。我的难过有点莫名其妙。我对父亲拒绝叔叔没感觉,仿佛是,父亲拒绝或接受都不关我的事。我的难过是因为叔叔,叔叔的难过让我觉得不能承受。换言之,我为叔叔的难过而难过。这里面的关系,除了我大概没有谁能够捋清楚。因为我是联络两个家庭的桥梁和纽带,所以父亲郑重其事跟我谈了一次话,明确表示,我不能嫁到叔叔家,叔叔再喜欢我也不行。“那个地方太穷,太远,太偏僻。现在我们家里的日子刚缓上一点劲儿,我不想你去受那个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点点头,明白了父亲的话。多年后想起这件事,我仍觉得父亲是个了不起的父亲。面对这件事,父亲首先考虑的是事物本质,一点也没有被他与叔叔的感情所迷惑。

 

  父亲可以散尽钱财,却没有舍下女儿。

 

  只是,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代变化得快。有朝一日,叔叔的儿女们全都走出了穷山沟。

 

  10

 

  这一年的春天,叔叔给父亲写了封信。在这之前,收信人的名字一直是我。我把信打开,草草看了下,转手给了父亲。叔叔说,他家想盖房子,材料都准备得差不多了,但粮食不够,想跟我家借些小麦。父亲赶忙走进储藏室,掀开水泥做的缸盖看了看,父亲说:“你叔叔盖房是大事,他家缺粮食,你们赶紧想法子给他送过去。”经过商量,我自告奋勇和哥哥每人一辆单车上了路。哥哥驮了只大口袋,里面大约有百八十斤小麦。我驮的口袋小些,也有五六十斤。那年是包产到户的第二年,我家分了七块地,种了七块麦田,每块地春种秋收的过程都可以写一本书。家里的缸啊囤啊都被小麦挤满了。哥哥做生意去过一次叔叔的老家,而我是第一次骑车走这么远的路。我们没有走通衢大道,而是选择了小路。哥哥说,小路要翻越两道山梁,但比走大路节省很多路程。

 

  我刚出了县界,人就累得走样了。从我家到县城38里。从县城到县界25里。出了县界是遵化,到山里还有十几里的路程。而这些,还远没到翻越山梁。哥哥不得不走走停停,等着我。大概是因为不得法,我大腿内侧似乎是磨坏了,火烧火燎地疼。翻越的第一道山梁名叫半壁山,我抬头往上看一眼,都要晕了。别说推着车,车上有重载,就是让我单手徒步走,攀上去大概都会累残。大哥弓着腰推车,一手扶把,一手拽住后车座,一步一步朝上走。走出几步,大哥回头说,你先在下面等着,回头我帮你推。可我不忍心让大哥再攀爬一遍陡坡,我对自己说,你不是想体验生活么,这就是生活啊!我咬咬牙,使出吃奶的力气开始爬坡,无奈腿肚子抖得厉害,掌把的两只手也开始不听使唤,刚走出十几米远,就连人带车摔倒了。自行车压在了粮食口袋上,我躺在自行车上,轮盘在我身下哗啦啦转动。腰处有些硌得慌,可我一动不想动。天近正午,太阳白花花的。山峦叠翠,俊鸟高飞。我此时的感觉,是心脏响若重槌擂鼓,口干唇裂,大脑一片空白。山崖下就是大水库,一池碧水映着蓝天白云。可我是一步都不想再动窝,那种累,实在是连咬牙的力气都没有。

 

  这时候,有辆马车停下了。车把式很响地“吁”了一声,拉动了车闸。他用脚碰了下我的脚,问我怎么了。我把脚收回来,坐起了身。车把式是位上了年纪的大叔,有双和善的眼睛。我说我实在走不动了。我看了看驾辕的那匹马,是栗子皮的颜色,有四条健硕的腿。我鼓了鼓勇气说,我要去苦梨峪,您能让我搭个便车么?车把式看了看前方,吃惊地说,苦梨峪在山旮旯呢,你们到那里去干啥?听说我们是去走亲戚,车把式说,我是本地人,都没去过那个地方,连路都不通。看了看粮食口袋,车把式说,他们还有门好亲戚,不容易呀。说完,把鞭子夹到腋下,弯腰把粮食口袋抱到了车上。

 

  车把式说,前面还有闪坡岭,比这个坡还陡。你一个小姑娘驮这么重的粮食口袋,家里人可真舍得。我赶紧说,我哥哥还在坡上呢,大叔行行好,让我们一起搭车吧。大叔真是好说话,把车赶到坡顶,帮我们把车和粮食口袋一起搬了上去。我和大哥坐在两边的车帮上,伸手扶着自行车,两辆自行车叠放在了一起,口袋则竖在车厢里。大叔坐在车辕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们说话。听说我们去山里送小麦,大叔回望了一眼,羡慕说,这不得有一百多斤哪!你们可真是实在人,这么老远愣能驮着来!大叔说起那个苦梨峪,大姑娘把筛子当镜子照,草帽底下遮住一块地,全家人穷得盖一床被。总之都是笑话山里人的。我们问大叔是哪里人,大叔自豪地说,是梨花镇人。苦梨峪就是属于梨花镇的,难怪大叔说起梨花镇那么有底气。车到闪坡岭,大叔早早跳下了车辕,也让我们从车上下来了。大叔解释说,不是我心疼哑巴牲口,是这坡太撅,多放只鞋牲口都费力。我说,那就把车子搬下来吧,我们推着。大叔说,换了别人我可不就叫他推着了,你这个小姑娘一路走来不容易。得,就让我的牲口受点累吧。我得意地看了眼哥哥,眉里眼里都是笑。哥哥说,你非要逞能来,要不是遇见这位大叔,看你不得哭一路。走到坡顶,累得大汗淋漓。回头看了一眼,顿觉双膝发软。若不是遇见大叔,就那两个粮食口袋能不能运上来,还真是未知数。

 

  我们重又上了车,顿时觉得眼前风景如画。马蹄声敲击着地面,像是给画面伴奏一样。这一气大叔就把我们拉到了梨花镇,这里离苦梨峪还有七八里。把路指给我们,他就驾车去了另一个方向了。大叔说,我们都管苦梨峪叫断头村,再往里就没路了。

 

  哥哥指着马车走的方向说,上一次他就是从那边来的。

 

  到了村庄附近,路窄得只能放下一只脚。实在走不动,哥哥让我看着两辆车,他回村去搬救兵。哥哥再回来时,身后跟着一大家子人。自贡哥哥跑在最前边。婶婶的身后跟着海棠、腊梅和自强、自奋两个弟弟。我先看腊梅,发现她跟海棠长得一点都不一样。她没海棠漂亮,也没海棠洋气,神情很拘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山里丫头。我第一眼见到婶婶,就发现她长得像电影演员李秀明,眉眼都非常像。《春苗》在我们村第一次放映时,半个村的小伙子都因为她睡不好觉。婶婶搂着我,心肝宝贝心疼得不得了。自贡哥接过了我的车,弟弟自强接过了大哥的车,大家热热闹闹往村里走,说起这一路的艰辛,转眼就成了云淡风轻。就连大腿内侧火烧火燎的疼,都不在话下了。叔叔家住的是石头房,低矮狭窄。院子是窄窄的一个长条,就栖身在一处石崖的下面。屋里没有顶棚,被烟火熏得乌黑皴裂。吃饭的碗要比我家的碗大一号。第一顿饭就把我吃撑了,黄米饭炒倭瓜,婶婶总是在我没防备的时候把我的碗填满,我咬牙吃了第三碗,一个没防备,婶婶一铲子黄米饭盖过来,又把我的碗盖满了。我实在吃不动了,只得剩了碗底儿。婶婶端过我的碗来吃得香甜,我的心里很过意不去。

 

  在婶婶家待了几天,每天三顿饭都是黄米饭炒倭瓜。其实不应该说炒,应该是焖。倭瓜都是半大的,被婶婶切出厚厚的四方块,焖出来面乎乎的。我怀疑除了放点盐,大概连油和葱花也没有。家里除了五个孩子,真的是一贫如洗。来时的新鲜和热闹很快就过去了,我从第二天就开始吃不饱饭,总觉得大黄米像沙子一样噎嗓子,倭瓜也难以下咽,闻上去总有一股铁腥气。为了防止婶婶突然给我的碗里添饭,我总要提心吊胆地躲避。有一次,一铲米饭都盖到了我的手腕上,把腕子上的皮肤都烫红了。

 

  又一次吃饭我只吃了小半碗,婶婶忧心忡忡地看着,满脸都是愧疚。我跟她去坝台上摘瓜,她操着跟这里人不一样的口音,见了人就热切地介绍我。与叔叔在我家一样,我也成了这里最尊贵的客人。这种角色转换在瞬间就完成了,让我觉得神奇。一个女人问:“这就是你大哥家的丫头?”婶婶说:“是呢,来送麦子了。”那女人满是崇敬地看我,说:“山外的日月好呢,看人家长得多水灵。麦子送来多少?”婶婶说:“满满两口袋呢。”女人说:“这下你家可有白面馍馍吃了,羡煞人呢。”婶婶抿着嘴笑,那笑容我至今也找不到合适的言辞形容。不是满足,也不是优渥,就是那样一种从心底漾上来的不是甜蜜胜似甜蜜、不是幸福胜似幸福的感觉,令婶婶的整张脸都放出光来。她们的对话我不大懂,但意思还是听得明白。没来由的,我就觉得自己尊贵了许多,再看这山这水这人这石头坝台果树庄稼,不由得脸上就有了淡淡的意味。那种意味不用别人告诉我,我是用自己的嘴角感觉出来的。

 

  坝台上是瘦弱的庄稼秧苗,庄稼的空当栽种了些倭瓜。我对婶婶说,嫩的倭瓜炒了才好吃,用酱爆,或者用花椒油,炒出来都很香。婶婶置若罔闻。她还是摘了半老不老的青瓜让我抱着,用指甲都掐不透皮。手里有了分量我突然明白了,嫩的倭瓜必须养老了才能吃,因为,半只倭瓜就可以吃一大家子人。

 

  走在窄窄的畦埂上,婶婶说:“丫头,留下来吧。”

 

  我愣了一下,没听明白。

 

  婶婶那个样子回头朝我笑了一下,说:“自贡是个好孩子……就是你得受委屈呢。”

 

  我这回明白了,脸有些烫。我问:“婶婶,您嫁到这里后悔么?”

 

  婶婶说:“后悔。咋不后悔呢?开始天天哭,天天哭,哭得眼睛起了一层皮。”

 

  我问啥叫起一层皮。

 

  婶婶说:“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

 

  晚饭以后,横七竖八摆了一炕的人。婶婶跟我们扯闲篇儿。我说起村里服装厂的事,婶婶眼睛直了:村里都有服装厂?服装厂发工资么?我告诉婶婶,就是因为服装厂按时发工资,母亲总给我做“小锅饭”。她说,家里有你挣钱,我们可以顿顿吃烙饼炒鸡蛋。发了工资全交给母亲,但我有用项,会跟母亲讨。比如上个月,我发了72块钱。头天交给了母亲,转天停电,我跟伙伴要去县城玩,结果看上了一件呢子大衣,花了73块钱……

 

  婶婶有点难以置信,问:“买了?”

 

  我说:“买了。”

 

  屋子里忽然一阵静默。

 

  哥哥下炕大概是想去解手,插话说:“云丫现在是我们家的财主,比我工资都高。”

 

  自贡哥干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才说:“要是苦梨峪也有个服装厂就好了。”

 

  婶婶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就是受穷的命。”

 

  叔叔家的屋后是一处高坎,坎上都是灌木丛。从婶婶的言谈话语中,我知道了这里是宅基地,日后要给自贡哥哥盖房子娶媳妇用。午后哥哥他们打牌,我到附近转了转,没发现叔叔在信中写的建筑材料。也就是说,我没发现叔叔家盖房子的迹象。我家盖过房子,所以我熟悉盖房前的所有准备。自贡哥高考失利了,他正准备来年和两个妹妹一起考。叔叔正在等自贡哥的高考结果也未可知。一想到自己不用参加高考,就打心眼里觉得逍遥。我特意到坎上看了看,灌木丛结成了篱笆,连脚都插不进去。我心说,这要是在我家门前,父母白天没空,黑夜也会把这些灌木拔了去,深翻土地,铺排粪肥,种上蔬菜或庄稼。绝不会任由它们荒芜。这些疑惑我都存在了心里,甚至没有对哥哥谈起。婶婶正在劈劈柴,做午饭用。婶婶劈柴的动作就像个未成年的孩子,生疏得让人胆战心惊。斧头举得高,却总也落不准地方。柴棒子一拨楞,斧头险些砍在脚面上。许是这个家太缺少劳动力,看在我眼里的都是急就章,没有长久的生活准备或储备。比如,邻家劈好的柴垛捆好了码放,齐齐整整,想要做饭了,伸手就取。婶婶家则像个荒败的临时客栈,随时准备迁徙或闭门谢客。若不是丫头小子一个比一个漂亮得有生机和活力,这户人家简直可以称作惨淡。

 

  最小的弟弟叫自奋,总是怯生生地看我.眼里有一种光放射出来。我清楚,这道光就如同我当初看叔叔一样。叔叔照亮了我,我也愿意照亮他。我招手让他过来,他第一句话说:“姐,你当我嫂子吧。”我含笑看着他,摇了摇头。他仰头看着我说:“你在这里能吃饱,我们全家都会让着你。”我摸了摸他的脸,这是一张酷似女孩的瓜子脸,有着尖尖的下巴。我没有告诉他“能吃饱”对我不是吸引,我还有别的追求。我拍了拍他的脸,说:“你快些长大吧,长大了就到山外去找我。”

 

  说了这话,我莫名地有了感伤,想起村里寄身的那个服装厂,其实我并不喜欢。

 

  每次叔叔离开我家,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下次带着婶婶来。我们都想见婶婶,母亲尤其想见,一年不定要念叨多少次。结果是,她们终身都没能相见。母亲现在多少有点小脑萎缩,虽然还能玩小牌,但除了自己的儿女,她已经想不起惦记别人了。眼下婶婶就在我面前烧火做饭,人到中年,仍不失美丽。但婶婶做什么都显得笨手笨脚,灶灰抹上了额头,在锅上忙碌时,灶里的火差点烧到裤脚。婶婶曾在大城市的书店工作,许多年的岁月艰辛,婶婶仍眉目清朗。也许就是因为这一份清朗,才能让婶婶在这闭塞的地方隐忍了这么多年。我悄悄跟婶婶换了下位,别说几十年,我大概一年都很难坚持。

 

  有爱情也不行。

 

  我们回来的那个早晨,家里的母鸡忽然下了一个蛋,婶婶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走,非得把这个鸡蛋吃了才行。灶下烧着火,鸡蛋打在了碗里,上了蒸锅。我们急着赶路,婶婶急着把这只蛋羹蒸熟,可越着急蛋羹越不熟。婶婶不时打开锅来看,那只碗里总是稀溜溜的。最后我也没能把蛋羹吃到嘴里。婶婶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外,嘴里还在说,再等一会儿就好了。

 

  远远离开了那个村庄,我长长舒了一口气。没想到叔叔家的日子这样艰难,我们家费尽心力帮了他们这么多年,原来什么问题也没解决。自贡哥的神情里有了自卑,我无意中看懂了那种自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想是不是我的炫耀和张扬伤害了这个青年。那个陪我在山上玩了十几天的漂亮男孩,因为自卑而变得形象模糊。

 

  我不愿意他这样。

 

  事隔多年又想起那个鸡蛋,水煮、油煎,都比蒸蛋羹好熟。我没有吃到婶婶的那份心意,在我,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我看见了门帘后面那张眼巴巴的面孔,那是自奋,最小的兄弟。

 

  我所有的关于这次苦梨峪之行的记忆,到这里戛然而止。有一次我跟哥哥偶然聊起这件事,我说:“那次给叔叔家去送粮食,怎么去的我有印象,怎么回来的我却一点印象也没有。”哥哥说:“我有。自贡不知从哪里借了辆自行车,我们出村才发现他跟了上来,然后一直把我们送出了大山,来到了遵化县城。我们在那里打尖,几个毛头小子总对你指指点点。我们以为他们不怀好意,自贡撸胳膊挽袖子要跟人家动武。后来才弄清楚,你的长头发上系了条花手绢,人家觉得你洋气,是在看稀奇。我们和自贡分手时,自贡嘱咐你把手绢摘下来,免得路上再有麻烦。”

 

  我难以置信,“这样重要的事我怎么连一点印象都没有?”

 

  哥哥说:“谁知道你都记住了些什么?”

 

  我说:“我把手绢摘了么?”

 

  哥哥说:“没摘。你那时正臭美,哪里舍得摘。”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年轻时臭美的很多事都记得,却唯独忘了这件事。

 

  11

 

  记不得从哪年开始,叔叔说话的语风语调似乎就变了。到了80年代末期,我还苦苦地在那条文学的羊肠小道上求索。村里同龄的姐妹都出嫁了,乡邻们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复杂,而父母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忧伤。自贡哥哥和他的两个妹妹,都大学毕业以后参加了工作。大妹海棠跟我联系得多些,曾经带了男朋友给我相看,回去不久,他们就结了婚。随着家里经济条件的改善,叔叔明显来我家的次数多了。有时一年能来三四次。叔叔是一个喜欢喝大酒的人,一顿午饭能喝到下午三四点。这样的事情过去其实也发生,但因为是在年关时节,大家都闲,所以不怎么让人在意。有一次,叔叔来的时候正赶上秋收,一顿饭总也吃不完,害得父亲母亲没法下地干活。真正的抱怨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父亲第一次没有陪完这顿饭,就黑着脸起身离座了。叔叔醉眼迷离,一个劲地问大哥哪儿去了。没有人回答他,仿佛叔叔的话根本不值得回答。秋收的忙乱在我家尤其显眼,别人家的活计能拉开空当,我家则是集中在两三天内收完种完。因为窑厂还等着父亲淬火,父亲摔了一辈子砖坯,忽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烧窑淬火。淬火是技术活,就是把砖坯烧成熟砖,然后通过淬火变成青砖或者红砖。父亲从没失过手,如果失手,则变成夹生砖,青砖不青,红砖不红。

 

  有一天早晨,霜雪让土地长了一层白毛毛。全家人都起床了,父亲却还在炕上躺着。母亲觉得奇怪,父亲应该是全家起得最早的人。母亲过去喊他吃早饭,父亲没有动静。用手拨拉一下头,父亲还是不动。母亲慌了,赶忙找车把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我们那个时候才知道医学上有个名词叫脑溢血。好在父亲病得不重,输了几天液,人就转过来了。姐姐闻讯赶回娘家,我们俩商量给父亲做点什么好吃的。姐姐说,父亲爱吃馄饨,我们包些馄饨吧。于是和面剁馅,包了馄饨给父亲送到了医院。父亲吃了一个,说,这是馄饨么?这就是没尖的饺子。说完,把筷子放下了。我和姐姐面面相觑,都不知道怎么办。别说做馄饨,我们甚至都很少见馄饨。我们做的馄饨就是比照饺子做的。有一次叔叔到我家来,面条锅里下了几个馄饨,是他教我们包的。当时父亲对馄饨赞不绝口。

 

  父亲在家歇息时,不停地长吁短叹。他一辈子没有这样无所事事过,面对突然出现的大片空白时间很不适应。他总是很烦躁,而烦躁对病情没有好处。母亲跟我商量,要不让你叔叔过来陪陪他?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叔叔会说话,父亲喜欢听他说话。叔叔如果能抽时间过来陪他几天,父亲一高兴,说不定病就好了大半。

 

  我平生第一次到大队去打长途电话。电话机是那种带手摇柄的。先要了乡里的总机,再要松山煤矿,再要机修车间。我坐在排椅上等着。每次电话铃响我都心惊肉跳。拿起来听,是别的电话打进来的。广播喇叭喊谁谁来接电话,我就担心得不行,害怕把我的电话冲没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电话又响,我拿起听筒,只听里面有个女声说,机修车间来了。我内心一阵狂跳,听到里面有人喊李海的名字,我激动得都要发抖了。我用很大的力气告诉叔叔,父亲病了,叔叔如果有时间,快过来看看他吧!叔叔问病情重不重,我说是脑溢血。叔叔说,有生命危险吗?我怔了一下,怕叔叔不来,果断地说:有!

 

  可叔叔的到来并没有让父亲有一点点开心。他让父亲喝酒,父亲不喝;他让父亲吃饭,父亲不吃;他让父亲吃药,父亲也不吃。父亲的厌烦摆在了脸上,他总是把脸朝向里面,侧着身子,把后脑勺对准叔叔。两条腿编着十字花,我甚至能感觉到他赌气般的一动不动。叔叔一个人坐在炕头喝酒,喝得有滋没味。他只在我家住一宿,就匆匆回去了。母亲送他出了院子,我送他走到了河堤上。堤面上长满了父亲接送他的脚印,可惜那些脚印都被岁月的尘埃埋没了,肉眼看不出来。但那些脚印一趟趟的,都在我心里。从我家到河堤那50米,叔叔没有说什么,我也觉得无话可说。不知为什么,就有一种叫作隔阂的东西自动生了出来,阻碍了我和叔叔的交流。叔叔临走说了两句话:自贡哥哥的工资比他还高。海棠妹妹的一双鞋子花了两百多。我默然。我不知道叔叔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不管什么意思,这话茬都让我没法接。

 

  现在想一想,这里面应该有嫉妒吧。

 

  叔叔这次又是空手来的,而且没有撂下一分钱。过去是因为穷,现在叔叔已经富裕了,再这样一毛不拔,连我都有想法了。但我的想法不会对任何人说。我不说,家里人谁都不说,但我相信,谁的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包括我父亲。父亲这次态度如此冷淡,我不用猜也知道,原因就在这里。

 

  那天,久不联系的老叔来我家,他是听说父亲有病特意上门来的。老叔给父亲放了20块钱。一张10块的,两张5块的,都有许多褶皱。20块钱真是不多,可那是老叔的心意。老叔是庄稼人,两儿一女过得都不好。大儿子信神,每天祷告念经,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女儿嫁在了当庄,年纪轻轻就得了脑血栓。老叔一辈子土里刨食,看上去比父亲还要苍老。老叔坐在炕沿上,几十年的干戈都成了书里的故事。父亲一下子眉目舒朗,20块钱仿佛就是一座桥,连接了以往所有岁月中的坑坑洼洼。那些坑洼原来只值20块钱,稍稍有点心情就可以填满。那晚老叔想回家吃饭,父亲说啥也不放他走。母亲炒了两个菜,父亲不喝酒,可他看着老叔喝。父亲的眼里都是情愫,似乎老叔是一朵花,怎么看都还嫌不够。老叔喝着喝着就掉了眼泪。爷爷奶奶去世他都没有过来磕头,不知道老叔的心情是不是与这些有关。

 

  12

 

  叔叔就像一个疖子长在了父亲的心里。父亲再也不提他,有时我们不小心谈到他,父亲会非常不耐烦。随之而来的正月初一我们甚至会提心吊胆,担心叔叔来,担心父亲给他难堪。还好,叔叔似乎从我们家的记忆里抹去了,连续几年都没音讯。面对这件事,母亲比父亲心态好。她说父亲傻实诚,宁可自己饿着也要让别人吃饱,这样的傻事你们都不要再做了。母亲说,伤人心呢。

 

  我跟母亲认真地谈了一次叔叔。那些装满了的兜兜袋袋的花生棉花之类的东西不算,只说借钱和借粮,母亲告诉我,叔叔光钱就借了六次!最少的一次借了30块,最多的一次借了280块,差不多是父亲当窑工半年的收入。而且,哪怕是口头上,叔叔永远没提过一个“还”字!我大叫了一声,凭什么啊?叔叔是挣工资的人啊!父亲的钱都是受苦受累的血汗钱啊!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钱,我们让叔叔看轻了!叔叔拿到钱太容易了!叔叔拿着这些钱前脚出门,后脚说不定就去买酒了!母亲叹了一口气,说你爸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都说不出。当年是看你叔叔穷,后来接济他都成了习惯,想停都停不下来。罢了罢了,你叔叔家也确实困难,就他那点工资养活一家六口,自己又好吃好喝,说句不寒碜的话,连你爸的零头都不如。我还是气愤难平,说起唯一的那次去叔叔的老家送小麦,那么远的路,那么金贵的粮……可叔叔说粮食盖房用,却分明是在撒谎!

 

  母亲平静地说:“他撒谎的次数多了,我都不愿意提。”

 

  我追问叔叔还在什么问题上撒过谎。

 

  母亲说:“他有一次借钱说给你婶婶治病,后来自己说漏了嘴。”

 

  我说:“我爸知道么?”

 

  母亲说:“你爸不信我,他信你叔叔。”

 

  我说:“他是不得不信了,就像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回不来了。”

 

  母亲说:“不是,他是真信你叔叔。”

 

  我说:“我们跟叔叔交往了那么多年,他当真从没拿过东西么?”

 

  母亲认真地说:“怎么没有,他第一次上门拿了一包糖。你那时小,记不得了。那时的一包糖,可真金贵。”

 

  我一下子记起了那股奶香味,甜了我好几年。

 

  有关叔叔的一页就这么翻了过去,三年五年过去了,叔叔没再露面。我们就以为叔叔永远不会露面了。谁知他为了照CT竟然来到了我家里,还拿走了我家的一本书。我家的电话号码,是他从老家的大哥那里打听来的。

 

  13

 

  父亲是1997年冬天去世的。父亲去世那天,是他和母亲结婚五十周年纪念日。

 

  我现在越来越有些迷信,就是从父亲的葬礼上开始的。老话总说生不由人,死不由人,可有些人的死亡日期,会暗合生命中的一些关键节点。这简直是一种明示。

 

  父亲不止一次跟我说,他要存点钱,留给母亲用。他说母亲一辈子也是穷,但从来没有摘摘借借过,不管大钱小钱,手头从没断过。

 

  母亲没有因为钱挨过“瘪”。

 

  父亲的言外之意是,他百年以后,母亲也不要受穷。

 

  每次听到这种话,我都很不以为然。我不耐烦地说:“养儿养女是干啥用的,不是还有我们么!”

 

  说这话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应该是在李海叔叔出现之后的事。那时孩子小,父母一直住在我家。有一天,父亲出去剃光头,回来摇头晃脑对我说,他要去窑地给人家做帮工。说好了,一个月给800元。

 

  我一听就急了。说您没跟人家说得过脑溢血吧?没跟人家说因为干活摔断过一条腿吧?没跟人家说腿里还有三根钉子吧?我把父亲狠狠闹了一顿,总算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父亲孩子样地垂着头坐在沙发里,一脸的闷闷不乐。母亲狠狠白了他一眼,说:“你说话他还能听一耳朵。若是我说,他早夹着铺盖卷跑了。”

 

  我说:“人都七十多了,还能跑到天上去?”

 

  换来了父亲的一脸苦笑,那脸苦笑里埋藏着很深的寂寞。

 

  我是正在上班时被人通知父亲病危的。我打了一辆出租赶回了家,同族的二娘正往外迈门槛,见了我摆手说,二姑娘快进去看看吧,抬头纹都开了。

 

  我问二娘干啥去。二娘说,招呼人,给你爸穿衣服。

 

  父亲直挺挺地躺在炕上,显然已经是弥留状态了。我重点看了他的额头,那些皱纹果然平展了,变成了一道道的白印子,脸上虚虚地浮着一层汗水,那汗水却是冰凉的。父亲闭着眼,呼吸若有若无。我附在他的耳边说:“爸,我回来了,你听得见么?”父亲全无反应。怔了片刻,我又俯下身去,说:“爸,我们要通知李海叔叔么?”

 

  父亲的眼球在眼皮底下突然骨碌了一下,随之便有一滴泪水挤出了眼角。父亲的眼泪让我心疼了,我把脸贴在了父亲的脸上,痛哭失声。母亲从另一个房间抱着寿衣赶了过来,一把把我拉开了。刚好,父亲的嘴里扑出了最后一口气。

 

  事后母亲说,人的最后一口气扑到谁的脸上,谁一辈子都是霉运。

 

  父亲的葬礼简朴简单。村里那时都讲究要“吹”儿,唱大出殡,穿白戴白。我们却只是一块黑纱送别了父亲。我绝口不提我跟父亲之间最后的对话,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没人想起通知叔叔,那时离叔叔最后一次出现在我家,已经过去了五年。

 

  我偷偷对老天说,父亲这一辈子以助人为乐,还不止是资助了叔叔一家。无论谁家有困难,只要求到他头上,他都会尽心竭力。村里那样多的人家,没有哪家的房子父亲没搁过手。父亲是瓦工,还是木匠。

 

  如果老天有眼,就降一场雪送送他吧。

 

  从火化场回来,天空忽然飘起了鹅毛大雪。雪花稀疏单薄,却盛大,在空中且行且舞,像在进行某种仪式一样。我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贪婪地看着远处的旷野。灰白的天际,麦苗蛰伏在冻土里,大雪于它是一种温暖。可我相信,大雪就是为父亲降落的,因为在送行的路上,我一直在祷告,老天一定是听见了我来自心底的声音。

 

  去往墓地的路上,六岁的女儿一直紧紧牵着我的手。我问:“你知道什么叫死亡么?”

 

  女儿干脆地说:“知道,死亡就是埋坟。”

 

  倒退几年,父母看我的眼神是忧伤的。他们从不抱怨,但心底的一些想法,会通过注视我的神情流露出来。因为我没结婚,又事业无成。虽然各类文字总在发表,但对我的生存状况没有丝毫改善。我在容留我的那个村庄显得越来越古怪。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小说改成了电视剧,导演在跟县里领导谈协议时信誓旦旦,说这部戏能拿飞天奖。整个外景选在了离县城不远的一个山区,我却一次片场也没去。我不喜欢电视剧,也不喜欢电视剧组。天气突然冷了,他们因为发不发一件军用大衣也能吵得天翻地覆。但县里的领导喜欢,他们专门有负责联系剧组的人。这个戏结束了,我的许多问题都解决了。这许多问题包括待遇,甚至婚姻,

 

  我得用这些告慰父亲,否则,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也会惦记得合不上眼。

 

  日子就是那样不经过,一转眼,又是很多年过去了。

 

  14

 

  自从家里买了车,每年东一趟西一趟跑高速就成了习惯。听说京承高速风景好,就一直憋着想看看沿路的风景。北京城里的奥运会正如火如荼,我们风驰电掣地与五环擦肩而过,一路飙向承德。去之前,我确实没有其他旅行以外的想法,承德不过是我周边的一座城市,与其他城市没区别。临行前,司机严先生提醒我,想想承德有没有要见的朋友,给人家带份礼物。我当时手头正给一件外套缝纽扣,多少有点不耐烦。我说:“就是出去溜达一圈,哪有那么麻烦。”司机严先生就是个不怕麻烦的人,当然,他还有另一个身份,我丈夫。

 

  我又说:“承德对我没有吸引力,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个从没去过的地方罢了。”

 

  我有一句口头禅:没去过的地方都要去一下,没走过的路都要走一走。

 

  站在承德最繁华的一条大街上,我忽然有些恍惚。这些景物我熟悉,似乎在哪儿见过。高楼,公园,电影院,点心铺子。时光荏苒了三十几年,它们从我的记忆深处浮现了。似乎是,三十几年前它们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改变。没用费力气,我就知道了这种熟悉的感觉来自哪里,这座城市曾经让我做过梦,那些曾与许多小伙伴分享的梦,一直储存在儿时的记忆里。也许她们都忘了,但作为做梦之人,我不但没忘,年龄愈大,记忆反而愈清晰了。

 

  那些梦当然与李海叔叔有关。

 

  当年明明知道李海叔叔的家在深山区,可我却对小伙伴说,叔叔一家住在大城市,有很高的楼,有很大的公园,旁边就是电影院,婶婶在商店卖点心,家里的点心可以当饭吃……那座我梦中的城市,就是承德。眼下我置身在车流人流中,想起了很多遥远的往事。我踢毽子,周围有很多小朋友,他们都对叔叔和叔叔的家人充满了好奇……我想不明白我自己,小小的年纪为什么要撒谎,仿佛是,那种虚荣与生俱来。叔叔一家住在城市或住在山区,与我或我的小伙伴们有什么关系么?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真是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

 

  叔叔因为住在城市会更被人额外尊敬?或者因为叔叔住在城市我会被人高看一眼?是的。当那块奶香味的糖被我咬成很多块分发掉,它来自城市或来自山村,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我有理由相信。因为首先,它给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一颗来自深山沟的糖果,在大家的嘴里,味道会淡很多。事隔多年,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景,童年的伙伴多头和二灯,分到芝麻那样大的糖块也欣欣然。如果她们知道我在糖果的出身上打了掩埋,就是把整块的糖果含在嘴里,她们也不会觉得多么甜吧。

 

  是的,一定是这样!

 

  可我们家欢迎叔叔,并不是因为叔叔来自哪里呀!我还记得那个傍晚,我被叔叔牵着手去菜园找父亲,父亲正在给烟叶掐尖儿。我眼疾初好,发现叔叔高身量,白皮肤,浓眉大眼,大背头一根不乱,穿一身毛蓝色的中山装,完全是一副干部派头。我的喜欢溢于言表,而那时,我对叔叔的背景还一无所知。

 

  等等,这些表象莫非是在说明,叔叔自己就是自己的背景?我喜欢的不是叔叔,而是叔叔的背景?我是因为喜欢叔叔的背景而喜欢背景中的叔叔?

 

  故事就是在行进的过程中人为地增加了原料和底色。我从自己,想到了父亲。父亲对叔叔的感情,初始肯定源于自然,但往深里走,添加了自己的元素也未可知。那年复一年的等待和迎接,现在想一想,是过于隆重和热烈了。叔叔就像一件展品,或一道大餐,或一个品牌,成了若干年里我们家正月初一的标志。有了这个标志,我们家才在众乡邻中显得不同,甚或,增加了几许荣耀。叔叔也一定从这种标志性的身份中悟到了什么,逐渐偏离了自己的航道也未可知。

 

  于是叔叔之于我们家,或明或暗地成了一个象征。

 

  我突发奇想,这其实更像一个合谋,把一份原本淳朴、纯洁、纯粹的情感扭曲了,变异了。时间是经,故事是纬,所有的人物穿行其中,都在随着经纬度的变化而产生裂变。只是那种裂变不是我们理想的方向,于是众多想法彼此纠结,成了解不开的死疙瘩。叔叔最后一次来我家,喋喋不休地说海棠妹妹一年买了五条裙子,潜意识里除了炫耀,也一定是在校正自己的身份。我们那时还在探讨叔叔有没有带来空兜子,事实上,叔叔早就从那种境遇中走了出来。他执意住在我家,不顾我父亲的冷眼,是不是一种最大限度地表白?甚或,他是蓄谋已久、下定决心来作最后的亮相?

 

  再或者,他根本没有去照CT,照CT只是个借口?

 

  我觉得眼前豁然开朗。

 

  车子停在了马路对面,严先生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像风一样朝我招手。我知道他是想让我上车,但我此时有了别的想法。我拦住一个行人问,你知道保安公司在哪里么?隶属公安局分管的保安公司。这是海棠妹妹的单位,叔叔最后一次来提了那么一句,重点强调了公安局。我没想记住,却留在了记忆里。我计划问三个人,只问三个人。如果三个人都摇头,我就上车走人。那人刚从一家手机专卖店里出来,看了看我,一转身,指着身后说,喏,那不是?我说,哪个是?他说,那个蓝牌子……那么大的牌子你看不到?我真看不到,我是不相信事情会是这样巧。我问有多远,他看了看我的脚,说你走十步,走十步就到了。我说,是公安局分管的么……那人大概嫌我哕唆,转身走了。

 

  我计划走十步试试。朝严先生招了下手,示意他开车跟着我。于是我数着脚下的步子。果真有一块白底蓝字的牌子,大字写的是“保安公司专卖”,边上还有一行小字,写的是“承德市公安局”的字样。我一分神,数乱了脚下的步子,但真没有比十步更远。是一处窄小的门脸,与左右的光鲜比,这里仿佛倒退了二十年。门还是旧时的那种门板,塑胶的帘子扭扭捏捏,摸上去冰凉刺手。门脸寒酸,但是觉得寒酸得有气势,因为牌子比左邻右舍都大。我进到里间,是更显狭窄的一方天地,两边都是格子间,码放的是叠得整整齐齐的灰色保安服。原来这里是卖衣服的。一个女人面朝里侧身坐着,端着搪瓷缸喝水。长发,独辫,顶上的头发浓密,卷曲。听见动静,转过身来看我,又顺势站了起来。她的脸上似乎是笑了下,但那笑容有些羞怯,很浅,倏忽就没了。我忍着心潮澎湃,胳膊肘支在柜台上,含笑看她。她不开口我绝不开口。她迟疑地喊了声:“二姐?”就愣在那里了。我努力平静着语调说:“我打这里过,随便进来看看……没想到你就在这里工作。”

 

  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有意思。有些寻觅踏破铁鞋,有些铁鞋不用寻觅。

 

  我说:“你都没怎么变,还那样。”

 

  海棠终于找到了话说:“二姐也没变。”

 

  我说:“我们有多久没见了?”

 

  海棠仓促地说:“你和大哥去我家送小麦……有二十年了吧?”

 

  那一刻,我有些感动。她仓促应答的一句话居然是小麦,可见那次我和大哥的苦梨峪之行分量有多重。我特别想一把揽过她,跟她拥抱,跟她亲亲密密,就像小时候一样。可在心底,总有一种声音拒绝我那么做。有一种矜持在心里,在脸上,也爬上了肢体。我觉得,我应该矜持。这种矜持,是王家对李家的矜持。我有权利那么做。那一瞬间,心中涌起的是几十年的风雨波澜。我观察着海棠,她也没有跟我亲密的愿望和打算。这让我失望,很失望。既然她没有,我又何苦自作多情。我心里,淡淡地漾上来一股液体,酸的,涩的,有毒的,把我往事情相反的方向左右。许多年了,她没有主动给我写过信,没有给我打过电话。她是李家人,她是做妹妹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主动的都应该是她……可如今,站在她面前的反而是我,我除了矜持找不到适合的表情。

 

  我说:“送小麦不是最后一次,还有那次你带男朋友去我家……”

 

  海棠有些窘,赶忙说:“忘了忘了。可不是,那回是最后一次。”

 

  我们的对话隔膜到毫无温度,就好像每天都要碰面的陌生人,打不打招呼都不影响彼此之间的距离。但我看出她有些慌,扑过去拿手机时,碰翻了脚下的凳子。电话接通了,她背转过身去,小声说:“大爷家的二姐来了,你还记得吗?是大爷家的二姐,天津的……你快通知腊梅和自强……”这个电话应该是打给她丈夫的,我猜。海棠随后又摁了电话,这次声音放开了,敞亮地说:“哥,大爷家的二姐来了,在我这里呢,你赶快过来吧!”

 

  15

 

  见到自贡哥,那种熟稔的感觉终于回来了。我们甚至抱了抱,是自贡哥主动的。他还开玩笑说:“妹夫不吃醋吧?”自贡哥是典型的官员体态,胖了,肚子腆出来了,眼睛让酒精泡浑浊了。自贡哥对严先生说:“没有大爷就没有我们一家的现在,我们嘴上不说,心里其实都明白。”严先生自然也知道自贡哥所说的大爷是谁,他见过李海叔叔。曾经因为李海叔叔住在我家里,三更半夜跑到单位找住处。我发自内心地笑了笑,说:“过去的事,不提了。”自贡哥说:“咋能不提呢?这些年两家少来往,但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大爷大娘。”他问大爷大娘身体可好。我说,父亲几年前去世了。母亲在老家跟大哥一起生活,她喜欢住家里的平房。自贡哥说:“跟我的老爹老娘一样,死活不肯离开那个穷山沟。”

 

  腊梅和自强都拘谨,他们一个工作在物价局,一个在计生委。我问最小的弟弟自奋现在怎么样。自贡哥说,自奋最滋润,当年招工顶替去了松山煤矿,可很快就从那里下岗了。现在自己在老家当老板。去年新盖了一溜大房,给套别墅也不换。

 

  自贡哥问,你们是不是刚到?我说刚到。自贡哥说,海棠赶紧去请假,我们陪他们两口子到处转转。我赶忙说,不用麻烦,我们自己随便走走就行,你们忙你们的。自贡哥说,这哪行,到了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

 

  自贡哥上了我们的车,坐副驾驶。三辆车浩浩荡荡往避暑山庄走。路上我问自贡哥,叔叔婶婶身体怎么样?自贡哥说,叔叔三年前得了脑血栓,一直瘫痪在床。婶婶就是受累的命,过去家里穷,缺吃少穿。现在家境富裕了,又要伺候瘫子。叔叔身体不行了,脾气却越来越差,不是哭叫就是骂人,吵得四邻不安。

 

  我说:“叔叔今年也才七十六岁,跟我母亲同龄,都是属狗的。”

 

  自贡哥说:“他总是喝大酒,不把身体喝垮不罢休。”

 

  车内短暂地沉默了会儿。自贡哥扭过身来对我说:“二妹,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大爷大娘的恩情。真的。”

 

  我的眼圈突然红了。父亲如果听见这句话,应该是个安慰。

 

  严先生是个旅游迷。走进避暑山庄,就把我忘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跟在他后面走,不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自贡哥陪着我,我们之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太阳把我们的身影拉得很长,有好一阵,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看着气象万千的大园子,我笑了。自贡哥问我笑什么,我说,我从没来过这里,却为这里写过诗,还赚了一块钱的稿费,那是我赚的第一笔稿费。自贡哥问咋写的。我随口吟道:路旁条条翠柳,湖中朵朵荷花。如波深处笼轻纱,湖上漾舟度假。金山巍峨矗立,烟雨楼外生辉,如意洲里青松挺,游客如痴如醉。

 

  哈哈,我自嘲。因为是发表的第一首诗,所以这么多年都还记得。

 

  自贡哥惊奇地说,如波亭、金山、烟雨楼、如意洲,都是里面的景点,你没来过,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是听叔叔说的。他当年坐在我家炕沿上,曾经对避暑山庄如数家珍。后来我买了一块手绢,那上面是避暑山庄的旅游图,我每天晚上都看。后来上面的字都被水洗模糊了。我是没来过这里,可这里的景物,我记了一辈子。

 

  二妹。

 

  哦。

 

  谢谢你。

 

  这是怎么话说的?

 

  当年支撑我们这个家的,除了大爷大娘,其实还有你。

 

  我没做过什么。

 

  那时候家里的那种难,你想象不到。我们唯一的乐趣,就是听我爸讲山外的事情。他走了,那些事情又重复讲,一直讲到他下次来为止。他每次休假回家,都会带一沓你的信,我们轮流念那些信,都被你的文采打动过。那些信装满了一个纸盒子,被我们宝贝似的收藏着。直到后来,里面住进了一只大耗子,那只大耗子又生了一窝小耗子。那些信纸,都被耗子撕碎做棉被了……自奋打开一看,就哭了。

 

  我悲怆了一下,又笑了。信中那些幼稚到让人脸红的句子,那些像蜘蛛爬的字,每行都写不直。有些干脆是用尺子逼着写,就像有一道下划线一样。早些年若是知道它们享受了这般待遇,我会无地自容。

 

  如今,一切都云淡风轻了。

 

  我说,时光过得真快。

 

  自贡哥说,那时的时光才真是漫长,我们跋山涉水去梨花镇上学,目的只有一个,能走出穷山沟,能和你平起平坐。腊梅因为不用功,挨了我爸一顿打。是用藤条打的,穿着厚棉袄,颈窝都抽出了血印子。老爸下手狠,打谁都往死里打。老爸对她说,你成绩这样差,以后谁都瞧不起你,山外的二姐也瞧不起你!腊梅说老爸偏向,带着海棠去山外的大爷家,不带她。她说若是带着我去山外的大爷家,我也会跟海棠的成绩一样好!

 

  我扭过头去,没有让自贡哥看见我的眼泪。我们和他们,原来这样相像。一直都相互影响着,相互依存着,又相互错着位,走过了这许多年。若不是这次偶然见面,我再有想象力,也想不到这一点。

 

  我庆幸这次的私字一闪念,让我和李家有了见面与和解的机会。

 

  不过,话又说回来。自贡哥忽然拉了我一把,一辆汽车从我们身边快速开过,旋起的气浪吹飞了我的帽子。自贡哥赶紧跑过去捡了回来,笑着扣在了我的头顶上。他用轻松的语调说,老爹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可是一个好老爹,一个伟大的好老爹。上学的事我刚才说了,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你们五个都算上,上到哪儿我供到哪儿,别管我有钱没钱,就是去偷去抢,我去做恶人。

 

  我突然拍了一下自贡哥的肩膀。

 

  他扭头问我干啥。

 

  我想了想,其实没有预备要说啥。

 

  自贡哥问我,你知道什么叫“打秋风”么?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打小就知道,大概是家乡的一句俗语。我奇怪自贡哥怎么也知道。

 

  自贡说,有些事你可能不记得了,那时你还小……

 

  我“喝”一声,说我就比你小两岁好不好。

 

  自贡哥宽容地笑了下,接着说,家里穷,年都过得凄惶。每年大年初一老爹都去你家“打秋风”,很多年都不间断。我们在家里眼巴巴地等,从初一等到初四,老爹从不让我们失望,有时也能等到十只煮鸡蛋。十只鸡蛋六个人分,你知道怎么才能分得匀么?

 

  ……二妹,二妹,你怎么啦?

 

  我无论如何也忍不住想哭一场的愿望,那种感情太复杂了……到底还是忍住了。可汹涌的泪水把自贡吓着了,他惶惑地问,我说错话了?

 

  我没有告诉他是“打秋风”这三个字刺痛了我。那几十年的等待和期盼……不是这三个字所能涵盖。就说那十只鸡蛋,也不是简单的事。冬天母鸡都不爱下蛋,有时母亲要跑几户人家去借。为了还上人家的鸡蛋,家里的母鸡不知要受多少冤枉骂……我抹了一把眼泪,摇头说不是,不是你说的那样。自贡问,哪样?我没有解释。我情愿相信,时过境迁以后,这只是自贡哥当下的语境,他的话像掠过耳畔的风一样没有分量。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想。

 

  我们在承德耽搁了三天,李家兄弟几个全程陪同。我和海棠的关系一直很微妙,仿佛是,我矜持,她比我更矜持。我们都是参透了彼此内心的人。吃饭,旅行,住宿,都是她跑前跑后,忙前忙后。可我却感受不到她内心的温度,她更像一个称职的导游。这一点,让我很别扭。我主动与她攀谈,问起她的丈夫和孩子,她回答得简约而又冷淡:丈夫在人事部门上班,孩子在江南上大学。回答完,转身就去忙别的了。我思忖:莫非自己又居高临下了?那种有恩于人的嘴脸是让人厌烦。我努力调整着自己,心态、神情、脚步。我的心思总围着她在转,不知她是被我起初的矜持所伤,还是这些年形成了这样的性格。或者,她只是以一种报恩者的心态在尽责任和义务。想到后一点,我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我有些后悔,初次见面不该计较太多。

 

  我跟严先生交换对海棠的看法,严先生说:“海棠是多好的人啊,不温不火,不徐不疾,礼貌周到。是你对人的要求太高了。”

 

  我说:“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严先生说:“你就爱瞎多心。”

 

  谈起这两天所受到的礼遇。严先生说:“过去你们总说人家忘恩负义,这次知道种瓜得瓜了吧?”

 

  我有些心虚,说:“别瞎说,谁说人家忘恩负义了?”

 

  严先生说:“当年李海叔叔在我们家喝棒子面粥,你忘了?”

 

  我有点难为情。

 

  我们回家的那个早晨,李家的三辆车都来了。后备厢里放满了东西,似乎是要把这些年的亏欠都补齐。我对自贡哥说,你这是干什么?自贡哥说,没事儿,现在咱有条件了。我无言地看着他们把东西塞进后备厢,又打开了车门,往车座底下塞。自贡哥说,我们这代比父辈强,赶上了好时候,他们一辈子活得太辛苦、太憋闷、太委屈。不怕二妹笑话,我们兄妹几个都参加工作了,老爹还非要跑去你家看究竟,看你们的日子过成了什么样。他这一辈子,算是跟你家摞上了。回到家来就长吁短叹,说你二妹都住上楼房了。我说老爹,你放心,将来咱也住楼房,而且一定要比二妹住的楼房高。为了让他满意,我们兄妹几个买楼都买顶楼。别管楼多高,统统高高在上。你说,这不是有毛病么?

 

  “老爹还说了一句话,二妹你准猜不着。”

 

  我问说什么。

 

  自贡哥说:“老爹说二妹虽然住楼房,但生活差。吃饭就吃一盆棒子面粥,还不如二十年前呢。”

 

  我笑得收不住,却又悲从中来。

 

  上车前,我和严先生逐一握手,腊梅跑过来跟我抱了下,因为毫无准备,我们甚至剐蹭了一下脸。海棠就在圈外垂手站着。她没有走过来,想了想,我也没有走过去。严先生跟她握手时,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在车上坐好,扎好安全带,我揿下了车窗,重点看了一眼海棠。她真像临风的一株树一样。我挥手时,她也把手举了起来,却没怎么摇,敷衍地晃了下,就转过身走了。

 

  车子要拐弯了,自贡哥还在朝我们望。

 

  16

 

  严先生笑了一下,又笑了一下。我说:“你傻笑什么?”

 

  严先生说:“当年李海叔叔来咱家,是想看看我们过得怎么样。”

 

  我白了他一眼,纠正说:“不是我们,是我。”

 

  严先生说:“我说的就是你……演电影都不会有人这么编吧?好歹也是100多里的路程呢……他那时也有七十多了吧?”

 

  他看了我一眼,手掌用力拍了一下方向盘,“简直比写小说还出人意料!”

 

  我看着前面弯弯曲曲的盘山路,什么也没说。

 

  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我和姐姐都紧着备齐年货给老叔送过去。送晚了怕他自己去市场。老叔住的还是当年二爷爷盖的那座房,屋脊都塌了,瓦楞子上长满了野草。老叔的屋子四处透风,一只蜂窝煤炉子用来取暖,那一点点火光,看上去很可怜。老婶团坐在床上,围着两条被子。她因为腿病下不了床,一双新棉鞋摆放在床头,还是去年我买的。老婶见到我们就拉住手不放,连续几年说同一件事:我小时候在被子里围着,她在外面骗姐姐说,有人把你小妹抱走了,还不回去看看。姐姐就哇哇哭着往家里跑,每天不定要哭多少次。姐姐得意地对我说,那时就怕你丢了,明白吧?

 

  每次从老叔家出来,我们都感叹,人老真是件无奈的事。想老叔年轻的时候,在生产队打头儿,管着全队四十几个劳动力,每天听着河对岸的火车鸣笛,或看着太阳收工。有一天是阴天,火车也没鸣笛,或者鸣笛声被风刮走了,总之老叔没听到。老叔带着这支队伍锄地,一直干到晌午歪。别人都说该收工了,老叔就是不信,老叔只信太阳和火车的鸣笛声。大家都累坏了,老叔一直都强打精神。回家的路上,老叔唱《小拜年》,一会儿男声一会儿女声,给大家解乏。人要是不老该有多好啊!姐姐慨叹。

 

  从老叔家出来,自然就说到了叔叔。那些年,老叔是我们家的伤痛。后来,叔叔也成了这样的角色。父亲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说不定能多活些年,父亲去世那年,才七十三岁。父亲对叔叔态度的改变,自己得转多大的弯子!那真是要触及思想和灵魂啊!看到村里的老人在墙根底下晒太阳,我们都很羡慕,不知这是谁家的老人,他们的儿女多有福气啊。

 

  姐姐问:“老叔和李海叔叔见过面么?”

 

  我沉默了。

 

  我想起了某一年的正月初一,那时姐姐已经结婚了。老叔特意来看李海叔叔,家里贴了春联,地下都是瓜子皮儿。老叔穿着簇新的蓝布袄过来串门子,进屋就说:“我来看看二弟,我来看看二弟。”

 

  他管李海叔叔叫“二弟”。

 

  那时李海叔叔刚进屋不久,一家子的热气都还围着李海叔叔转。因为老叔的到来,骤然就冷了。父亲坐在那里卷烟,叔叔也坐在那里卷烟。母亲、哥嫂和我都在屋里坐着,谁都不看老叔,谁都不跟他搭一句话。老叔靠在门口的墙上,一张脸羞臊得鲜红。他几乎没站稳脚跟,自言自语说了句什么,自己转身走了。

 

  老叔走了,家里立刻一片欢欣。叔叔给纸烟点着了火,狠狠吸了一口,对我们说:“还来跟我套近乎,没门!”

 

  因为口音的问题,叔叔说不出那个“门”字的儿化音。但叔叔对老叔的态度,像火盆一样烤热了我们,我们觉得叔叔更亲了。

 

  自贡哥经常有电话或短信过来,各种节日更是周到备至。那种殷勤让我觉得不好意思,有时候电话接通了,都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姐姐还记着当年叔叔提到的两家结亲的茬儿,警告我别瞎联系,瞎联系不好。那天自贡哥又来电话,说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说。我豪气地说:你说。自贡哥说,自从知道我和严先生去了承德,叔叔就中了心病,他每天都念叨我,说云丫该去看他了。说我们家兄妹几个,他就喜欢我。有一天,把婶婶说得不耐烦,婶婶说,你就死了心吧,人家不会来的。叔叔忽然把一碗粥整个扣到了婶婶的脸上,碗边儿把婶婶的眉骨碴了一个大口子,血把眼睛都糊住了。他骂婶婶是乌鸦嘴,说云丫原本是要来的,被你这样一说,人家就不来了。坏事就坏在了你这张臭嘴上!

 

  我默默地听着,没有说什么。我能说什么呢?说什么都觉得不合适。陪着自贡哥叹了回气,就把电话挂了。后来自贡哥又来了三四次电话,都是暗示叔叔如何想我去看他的,我都没有接话茬。

 

  我和姐姐住在一个小区里,三天倒有两头能碰面。有时候,我跟姐姐说闲话会说起这件事。眼下家里有车,交通这么方便,去看一下叔叔真不算回事呢。姐姐比我记仇,斩钉截铁说,不去,谁都不许去。这么多年没来往,断了就断了,还拉扯什么?姐姐埋怨我,你去承德就罢了,干啥非要找李家的人呢?如果李海不知道你去承德,也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了。

 

  我不得不承认,姐姐说得对。

 

  每天的午后,隔壁都有一张小牌桌。我每个月都会过去跟人玩一两把,玩多了会有罪恶感。这天是周末,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大家都没有结束战斗的意思。于是看热闹的拉下了窗帘,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电话响了。自贡哥吞吞吐吐说:“二妹,想求你个事呢。眼看就要放十一长假了,不知你有啥打算?”我脑子里转了个弯儿,把手机夹到了肩窝里,边抓牌边决定先发制人,“肯定要出门的……跟人定好了先去上海看世博会,然后再走苏杭。怎么,你有事么?”自贡哥说:“是这样……你跟老爹说吧。”就听自贡哥在那端说:“爸,二妹在那边跟你说话呢。你说,你说话。”电话里突然发出了“嗷”的一声叫,很疹人,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我愣住了,喊了声叔叔。李海叔叔颤抖的高音似乎是哭出来的,“云丫,你啥时来啊?我想你啊!”我说:“有空就去看您。”叔叔像小孩子那样急迫,说:“你定,现在就定。是明天,还是后天?”我脑海里出现了叔叔眼巴巴的样子,可我没法接他的话茬,只能假装听不见。我说:“叔叔你好好的,我改天再给你打电话,我现在正在开会,不方便跟你多说。”说完,把手机关上了。大家都在等我出牌,我说了声“不好意思”。牌友问我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我遮掩说,啥事也不如玩牌打紧。

 

  牌一直打到了晚上,然后又去喝酒,又去唱歌,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因为在歌厅又喝了些啤酒,身上难免有酒气。严先生素来不喜欢我在外喝酒,此刻冷着脸说,你越来越像官员了。我打着哈哈说,像官员好啊,我好想像官员。严先生厉声说:“你为啥关手机?自贡哥打不通你的电话,还以为你遭谁绑架了!”我点着他的脑袋,借着酒劲说,你态度不好,我拒绝跟你说话。说完,我去洗澡,把水量开到最大。蒸腾的雾气很快把我淹没了。耳边突然响起一声疹人的叫,那是李海叔叔,隔着时空突然像警报一样回响,让我毛骨悚然。我怕冷一样抱紧了自己的肩,眼里慢慢渗出了泪水。

 

  17

 

  姐夫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整天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姐姐对我说,我们开车到哪里去转转吧,散散心。我说,想去哪里?姐姐说,去哪里都行。你们把车开到哪儿,我们就坐到哪儿。过了几天,姐姐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你不是想去看李海叔叔么?去好了。我问她为啥改变了主意。姐姐答非所问:“李海吃了我多少面条啊!”

 

  可不是。姐姐都出嫁了,有时候李海叔叔来,我也要把她接回来,就为了擀面条。李海叔叔总说姐姐擀的面条好吃。

 

  那时姐姐的婆家离我家,足有20里。

 

  还是严先生开车,姐夫坐副驾驶,我们一行四人出发了。出发前,我给自贡哥打了个电话,说最近手里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我们过去看看叔叔。说这话时,我一副完全放松的语调,不是刻意,是情不自禁。严先生批评我说话太过随意,我回敬说:“你懂什么,随意才显得亲近。”这话当然言不由衷,严先生知道我此刻心里想些什么。感觉中,自贡哥应该对我们的即将出行惊喜交加,这毕竟是他期待很久的。可他却支吾了,连着说,你们到承德来,到承德来吧。我从这话听出了推诿,不高兴地说,我们是去看叔婶,到承德干什么?你们有事就忙你们的,都不用回去。

 

  自贡哥说:“不是,二妹……”

 

  我说:“如果不方便,我们不进家,就在村头转转。”

 

  我的话说得有点赶尽杀绝。

 

  自贡哥无奈地说:“二妹误会了,我们哪能不回去呢。我们都回去,在家等着你们。”

 

  很多年前的记忆轻而易举就回来了。我和哥哥每人一辆单车来送小麦。那时还是沙土路,到处坑坑洼洼。我们早晨四点从家里出发,足足走到了天大黑。若不是路上好心人让搭马车,真不知道会不会被累死。姐夫惊呼,这样陡的坡你们能上来?我打开了车窗,石崖上正好闪出“半壁山”三个红色的大字,想是最近几年新刻上去的。我说,这里的坡不是最陡的,前面的闪坡岭更陡。

 

  在车轮下,感受不到多少坡度,许是修路的时候路基抬高了。虽是九曲十八盘,但路面平整,几乎没有对头车。当年千辛万苦的奔波,如今就是踩几脚油门的事。我心里有淡淡的感伤,当年走这条路刚满十八岁,一晃就过去了三十年,可在我的感觉中,却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沿路的村庄和景物,有的还有印象。这里没有过度开发,很多地方保持着原貌。只是闪坡岭上削掉了半座山,留出了把路拓宽的痕迹。姐夫一个劲地夸这条路修得好,空气没有污染。天蓝水绿林木森森,车在路上走,犹如在森林氧吧里穿行。

 

  那座叫苦梨峪的村庄确实不认识了,有许多高大的房屋,还有不少别墅。整个村庄坐落在武烈河边,下面就是河床,河水淙淙流过,是一处优雅的所在。自奋的七间大房盖得富丽堂皇,我们站在院子里,都有点被那种气势镇住了。右手第一间就是厨房,比我家的客厅还大,足有30平米。长条案上,摆放着不知多少盘碗,里面都是满满的内容。我吃惊地说:我们才来四个人……你们这是要做席面哪!自贡哥说,我们还有一大家子人呢,也不是光为你们准备的。腊梅和自强都带爱人和孩子来了,但没看见海棠。自贡哥没说海棠为啥没来,我也没问。房子有气势,居然还有几件硬木家具。严先生看见一只五斗橱就挪不动步了,他用指节敲了敲,说这是老的安梨木,不老根本出不来这么精细的花纹。我小声说,咱别小家子气好不好,好歹咱也是见过世面的。

 

  我问自奋是怎么发的家。自奋从外窗台上拿来一块石头举给我说,二姐认识么?我接过来仔细看了下,像铁矿石一样是黑色的,但那种沉郁的黑色中,有金属的光泽。我说,这里是不是有金子?自奋说,二姐就是聪明,这就是含金矿石。我说,原来你是淘金人啊。自奋说,严格说淘金的是别人,我是管理矿山的。我说,给淘金人当老板?自奋点了点头。我问矿山在哪里?他朝北一指,说,如果用脚走,得走溜溜一天。

 

  我说,真想去看看哪。

 

  自奋说,那就住下来吧。二姐也好好体验一下淘金人的生活。

 

  几个房间参观完了,我才突然感到缺了点儿什么。我问自贡哥,叔叔婶婶呢?

 

  自贡哥说:“还没来得及告诉你,老爹一年前已经去世了。”

 

  我“哎呀”了一声,刚要说“你怎么不早说”,才想起我一直没有给他机会。“婶婶呢?”我问得特别羞愧。

 

  自贡哥迟疑了一下才说:“老娘去石家庄了,回娘家了。要不打个电话请她回来?”

 

  我赶忙说:“别。”

 

  腊梅说:“上周走的,下周就回来了。大姐、二姐多住几天,就赶上了。”

 

  姐姐失望地叹息一声,说早知道这样,我们下周再来就好了。

 

  她还没见过婶婶呢。

 

  李家三兄弟都遗传了叔叔的喝酒基因。我们这边没人喝,三兄弟却自己斗酒闹得厉害。自奋因为是纯粹的东道主,英雄一样一口就是一大杯。自奋坐在我身边,搂着我的肩膀说,我可想二姐了,二姐是我的亲人。当年二姐临走时把蒸好的蛋羹留给了我,我多会儿想起来,心里都暖和和的。我说,我可不是故意留给你,是鸡蛋羹没蒸熟。自奋说,二姐的心思我明白,老嫌蛋羹不熟,其实就是想留给我吃。那哪里是一个蛋羹啊,是二姐的一片心啊!我想了想,确认他说的是心里话。否则一个鸡蛋的蛋羹不足以让人记三十年。

 

  自奋举起酒杯来跟我碰,“来,二姐,兄弟敬你!”

 

  说完,一杯酒又一饮而尽。

 

  我劝他少喝点,自奋说,二姐三十年才来家这一次,我喝死都是应该的。说完,往后面的沙发上一靠,就打鼾了。

 

  下午我们想打道回府,自贡哥仗着点酒劲伸开双臂挡在车前,说啥也不放我们走。姐姐姐夫跟我们商量说,大老远来的,要不就住一晚吧。严先生说,应该住两晚,这小地方山清水秀的真不错。结果晚饭又喝了起来。因为彼此熟络了,晚上的酒反而喝得轻松愉悦,姐夫和严先生端起了酒杯。大家热闹的时候,我起身离席,站到了院子里。山里的夜空没有光污染,星星都称得上璀璨。我仰头看着它们,不知道哪颗是父亲,哪颗是叔叔。现在他们老哥儿俩到了同一个世界,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碰面,碰面了是不是彼此已经宽谅。屋里大概摔了一只茶杯,那种尖锐的声音很刺耳。我朝外走去。门口是一个下坡道,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来,突然有人喊了声:丫头!我一惊,循声望去,一个高高大大的女人在黑暗中走了过来,旋即,捉住了我的手腕。我借着星光看那人,那人一口侉侉的口音说:“丫头,是我。”

 

  我吃惊地说:“是婶婶?”

 

  天底下只有婶婶曾经叫过我丫头。

 

  婶婶拉着我往前走,拐进一个胡同。手腕始终被婶婶捏着,我走得很不舒服。我说,我们这是要去哪儿?您不是去石家庄了么?婶婶气愤地说,我哪里去石家庄了,他们不就是嫌我丢人么。我说,您丢啥人?婶婶说,一群白眼狼,一个有良心的也没有。说着话,走进了一所院子。这里明显是个老宅院,窗子很小,屋檐下吊着许多红辣椒。走到屋里,一个年老的男人正在地下砸核桃,核桃仁已经装满了一只大海碗,看见我进来,那人顺便把碗端了起来,放到了炕上,说,你吃。

 

  地上躺了老大一片核桃皮子,看得出,那人已经砸了好一会儿了。

 

  婶婶用笤帚扫了扫炕,说,你吃,专门为你砸的。

 

  屋里悬着一个大灯泡,亮如白昼。我环视了一眼周围,就觉得屋里的陈设仿佛让我走进了三十年前,那些个物件儿似乎都在记忆里。

 

  那个年老的男人矮个、秃头、大圆脸,脸盘像熟透了的向日葵,有一种温暖的气息。婶婶介绍说,这是你新叔,你叔死了以后,我就嫁给他了。

 

  我张口结舌看婶婶,发现婶婶一点都不怎么显老,与我记忆中的样子没多少分别。只是鬓边的头发白了,眼神里多了许多慈祥。可也多了凌厉。婶婶右边的眉骨有一道显眼的疤痕。我指着说,是不是碗碴的?

 

  婶婶用手摸了摸,说是你叔碴的。几句话不顺他就发疯,他可是好不容易死了。他再不死,我就要熬死了。

 

  婶婶坐到炕沿上,抓一把核桃仁给我。婶婶说:“从年轻的时候嫁过来,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不是缺吃就是少穿,大过年连顿饺子都吃不上,眼巴巴地等着从你家带回来白面。你叔晚上到,我们晚上包饺子。半夜到,我们半夜包饺子。孩子们馋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上一顿白面。有一次,遇上大雪天,车子骑不动,你叔一直走到大天亮,到家就像个冰人儿,手僵得张不开……一大家子人,那样多的活计,从来也没有人帮帮我……你叔不会干家务活,到死都不会……现在好了,你新叔,啥活都不让我干,我每天早晨一睁眼,饭做好了给我端到被窝来,我不想起来就躺到九十点钟。孩子们看见我就像看见仇人……丫头小子都想让我跟他们过,我现在还能当老妈子,就这也得看人家的脸色……现在好了,我就是个福老太太,谁也别想挡住我享清福!”

 

  婶婶在炕沿上盘起了腿。一伸手,一支烟递了过来。随后,蓝色的一簇火苗凑到了鼻子底下。新叔用圆滚滚的一只手环住火机,然后又甩了甩。

 

  我说:“记得您过去不吸烟。”

 

  婶婶说:“还不是伺候你叔那几年愁的么?”婶婶使劲嘬了一口烟,把烟圈吐了出来。又说,“丫头,你说我嫁人丑不丑?”

 

  我说:“这是好事啊,自贡哥应该支持。”

 

  婶婶说:“他支持?他把人家的门牙都打掉了。”

 

  男人张开嘴,把牙上的一个豁口亮给我看。

 

  我下炕,拉着婶婶说:“走,婶婶跟我回家。他们不能这样对待您。”

 

  婶婶说:“那不是我的家,我不去。”

 

  我说:“您的儿女,您不想他们?”

 

  婶婶说:“不想。他们不想我,我也不犯贱。”

 

  我想了想,说:“要不这样,您二老今天就早点歇着。明天一早,我和姐姐、姐夫一起来看你们。”

 

  婶婶说:“不用过来了,我在街上偷偷看你们一眼就行了。”

 

  我说:“不行!”

 

  18

 

  炕太暖和。我和姐姐一个在里、一个在外躲开了烟道,还是热得睡不着。见了婶婶的事,我和姐姐说了。姐姐和我一样,心中许多块垒一下子就被婶婶关于饺子的话冲没了。婶婶当年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来这个山旮旯,这一辈子的艰辛谁能体会,连叔叔都不能。我们商量明天怎么办。姐姐主张偷偷去看婶婶,给婶婶放些钱。我说,不行。婶婶不丢人,我们也不丢人,凭啥偷偷摸摸呢?我们就要大大方方去看。姐姐说,就怕因此让婶婶为难。我说,婶婶为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自贡哥把那个老新郎官的门牙都敲掉了。我说得怒气冲冲,从被子里坐了起来。“自贡哥是政府官员,居然能做出这么没品的事,气死我了!”姐姐也坐起了身,说自贡是不怎么样。最不该把婶婶藏起来,让我们大老远来的见不上面。我说,婶婶还是有勇气的人,敢于把事情说出来。姐姐说,她就是勇气太大了,否则当年怎么会跟李海叔叔跑到这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我说,现在可不是兔子不拉屎,是兔子爱拉屎了。不信明天早晨到武烈河边看看,保准到处都是兔子屎。

 

  悲伤的氛围一下子就被几句戏谑冲淡了。我问姐姐:“爱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婶婶这一辈子,似乎就是为了爱情活着的人。”

 

  姐姐说:“屁爱情。她就是傻,被人骗了还帮人家生孩子。”

 

  我“扑哧”一声笑了,说:“现在可是生不出来了。”

 

  晚上睡得晚,早上都起不来。太阳出来老高了,一幢房子里还静悄悄的。我和姐姐几乎一宿没睡。姐姐想出去转转,我说,千万不能出去,婶婶肯定在外面候着呢。姐姐说,那不正好?我说,等自贡哥起来,我们大大方方去看婶婶,看他怎么说。听见院子里有动静,我和姐姐穿戴整齐出去了。自贡哥在院子里伸懒腰,腰向后闪,更显得前边像扣了一口锅。

 

  自贡哥热切地说:“这么早就起来啦,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我含笑看着他,“我昨晚碰到婶婶了,我们先去看看她。”

 

  自贡哥脸上的肉突然痉挛了一下,整体往下拉了一厘米。他梗着脖子喊:“自奋,自奋!”自奋应了一声出来了,边走边往衬衣里伸袖子。自贡哥说:“你陪大姐他们到前院去。”自奋还想装傻,“前院……”看到自贡的脸阴得要下雨,一拧脖子,“我不去。”我说:“不要你们陪,我认识路。”说完,拉着姐姐走出了院子。

 

  来到了外面,我用电话叫醒了严先生,告诉他喊姐夫一起出来,我们去看婶婶。严先生说,婶婶不是去石家庄了吗?我说,别废话,快点出来。我们四个人走进那间屋子,就像罐头一样把里面装满了。婶婶慌得不知拿点啥东西给大家吃好,那种感觉,真是像极了三十年前。

 

  婶婶一直都在跟我们说叔叔。在她的嘴里,叔叔简直是个混世魔王。尤其是有病瘫痪的那几年,他唯一的乐趣就是折磨婶婶,每天伺候他吃饭,婶婶就伤透了脑筋。婶婶做了什么,他不吃什么。然后就嫌婶婶不好好伺候他,敞着嗓门骂,半个村庄的人都能听得到。婶婶还得提防他什么时候动手伤人,掐一把,杵一拳,或者随手拿到什么东西就朝婶婶的头上砸。伤不到婶婶,他就几天不出好气。如果伤到了,让他见着了血,他会得意地高兴大半天,就好像自己很有作为一样。

 

  姐姐说,叔叔这样不正常,还是因为有病吧?

 

  那个新叔叔插话说,他就是成心的。

 

  我看了他一眼,他说的话我不爱听。我推心置腹地说:“自贡哥给我打了几次电话,我都抽不出时间来看叔叔。唉,不知道叔叔的病情这么严重,否则,我说啥也要过来看看他。”

 

  说完这话,仿佛有谁在揪我的后脖筋,我突然有些心慌气短。

 

  婶婶说:“对了,他就是天天念叨你,一天到晚说云、r头要来了,云丫头要来了。那天自贡说让他跟你通电话,可只通了一下,就再也不通了。自贡说你那里有事,可他不信,说自贡和手机合伙骗他,愣是把手机要过来,朝着玻璃窗砸了过去。结果手机摔坏了,玻璃窗也砸碎了。自贡一生气回承德了。他就整天哭啊闹啊不吃饭……”

 

  我想起了那天的午后玩牌,听到了叔叔的一声叫,很疹人。叔叔叮问我什么时候来看他,我匆匆说了几句谎,就关了手机。现在想来,连我那几句谎话叔叔也未必听到。此刻我的脸一定很红,可我淡定地问:“叔叔到底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婶婶说:“你先听我说……有一天晚上,他突然说想吃元宵了。我说这不年不节的上哪里去弄元宵?找了几家都没有黏面,你叔说,天津大哥家有,你去他家拿。我说你这是扯疯呢。天津离这里一百多里地,我咋去拿?我从来也没去过那里,也不认识道儿哇!他就不依不饶地又哭又骂,足足折腾了一宿。转天,我只得让自贡从承德送过来。第一个元宵,他吃得好好的。炉子上的水开了,我把元宵碗放到了炕沿上,转身去倒水。我倒水的空儿,他抓了两个元宵一下子都放进了嘴里,伸着脖子往下咽,我灌完水一看,他脸都憋青了,连话都说不出来。我一看事情不好,扔了水壶就跑过来,把他抱住了。我想把元宵给他掏出来,可哪儿掏得出来啊……就这么眼瞅着人就不行了……苦命的男人啊,我还没伺候够你啊……”

 

  婶婶忽然放声大哭。

 

  我和姐姐也都抹了眼泪。没想到叔叔的结局这么悲惨,被两只元宵要了性命。婶婶骂了半天叔叔,这一刻的感情流露,应该是最真实的。

 

  叔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以及曾拿过来的黏面。那些黏面是高粱的,黏高粱。因为分得少,不值得去加工厂,加工厂碾出的面也不黏。一遍一遍推碾子碾轧是我童年悲惨的回忆,我总会想起磨道里的驴。它们可不像玉米那么好碾轧,不定要轧多少次,用箩筛多少回,比白面讲究得不是一星半点。每年春节母亲都蒸一锅黏饽饽,里面装满了豆沙馅。剩多剩少给叔叔打包,一起打包的还有红小豆。

 

  那些个日子原来都沉淀在了叔叔的记忆里。

 

  我们在屋子里说话,那位新叔叔就在院子里劈劈柴,手法娴熟,举重若轻。我忽然想起了第一次来叔叔家,婶婶笨手笨脚劈劈柴的样子。眼下这些活计,终于有人替她干了。

 

  只是,岁月走得太深了。

 

  19

 

  我们从婶婶家出来,不知怎么的,气氛就觉得不对了,眼神就觉得不对了。一家人到处散落着,却没有谁看我们。自贡哥的笑脸非常勉强,说你们再住一宿吧。我和姐姐赶紧说,不了不了。我们从住的房间迅速拎出几件衣物扔进车里,然后告别。那种叫热情的情感不见了,一切都显得程式化、程序化。连告别的言辞似乎都是提前拟好的,显得特别机械。我们离开时,自己都觉得讪讪的,仿佛是,人家一直都好心待你,你却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世界上没有比你们更差劲的了。关上车门,姐夫激愤地骂了句:“连娘亲都不认,什么东西!快走快走!”可我还想看一眼这一家人、这一所宅院……我把脑袋伸到了车窗外,自贡哥虚浮的白脸在我眼前一晃而过。车子风驰电掣抛开了这座纠结了我们两代人的村庄,严先生是厚道人,嘟囔了句:“我们去看婶婶,还是应该跟自贡哥讲清楚。这样私自行事,就太不给他们面子了。”

 

  姐夫不以为然,“都是姥姥、姥爷(我父母)养大的,他们有什么面子?”

 

  严先生说:“我们这次来得这么仓促,说真的是对人家欠尊重……”

 

  严先生摇摇头,脸上写满了遗憾。

 

  姐姐显然不同意严先生的看法,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关于他们,关于我们自己,我什么也不想说了,因为说什么都于事无补。所有的事情看上去都符合程序甚至正义,但只有我自己清楚,这里面有太多的微妙不能对人言。我们这代人,到底跟父辈有着不小的差距。他们能把友谊保持几十年,我们却要通过计算才能得出结论。还不止是心态问题,应该说,骨子里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我主动坐到了副驾驶,是想好好看一看来时的路。这条承载了我们两家万千情感的路,如今彻底走到头了。姐姐、姐夫都发出了鼾声。我睡不着,我怎么可能睡着呢!我在想那些年的叔叔,和那些年的我们。叔叔年复一年地往我家跑,我们年复一年地焦急等待,现在回头看,感觉一切都值得回味和纪念。这样的等待,在人生中都不可复制。眼泪悄悄从眼角滑落。我想起了叔叔最后也是唯一的一次去我自己家,父亲给他冷眼能够理解,我有什么资格那么对待一位远道而来的老人呢?还别说他是我的长辈,曾经比亲叔叔还亲。他陪我走过了惶惑的青春时代,写的信如果汇集成册,可以出不知多少本书……我是两个家庭交往的最大受益者,自诩天生具有悲悯情怀……我到底是怎么了?

 

  叔叔临终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见我一面,可我面对叔叔的这个愿望,表现得足够自私和冷酷。这次的苦梨峪之行成了一面镜子,我好像一下看清了我自己。

 

  难道虚荣与虚伪是一对孪生姐妹?

 

  天空灰白,像是有雨似下非下。车到闪坡岭,我无意中朝车窗外看了一眼。见有个人骑辆老旧的自行车顺着路边走。那是个大个子男人,穿一件蓝工装制服。后车座上,夹了个空蛇皮袋子。我突发奇想,倒退几十年,这不就是李海叔叔么!我揿下了车窗玻璃,见那人不紧不慢蹬着自行车。到了坡顶,突然飞也似的滑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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