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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议对:词学研究与文化传承

http://www.frguo.com/ 2019-12-23 人民政协报 | 张丽

 

  编者按:

  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施议对是当代著名词学研究学者,长期致力中国古典诗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学有专攻,述作宏富。所倡“词体结构论”“中国词学学”等议题,颇获注视;在海内外推进中华文化及中华词学的传播与普及,笔耕不辍、弦歌未歇,亦甚得赞赏。在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人民政协报学术周刊特别邀请施议对教授来谈谈中国当代词学研究、澳门中华文化传播及与内地学术交流等话题。

 

 

  从词学自觉到自觉词学

  记者:首先请您简要谈谈,词学作为一种专门学问,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这门学问发展至今,如何体现其当代价值?

  施议对:倚声填词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包括各种乐歌活动,所产生的作品,谓之为词。对其解释、说明,称作词学。词与词学,基本上同步产生与发展。但词与诗分途,独立成科,要比词学的独立成科来得早一些。词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则以20世纪30年代民国四大词人之一龙榆生为起点。

  在词学学科建造过程中,温庭筠、张炎与龙榆生是三位标志性人物。词学由科目到学科的转换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温庭筠至张炎,词学从一般意义上的科目发展为专门之学;第二阶段,自张炎至龙榆生,词学从一般意义上的经验积累发展为学科构建;第三阶段,自龙榆生而至于今,词学研究从词学八事发展为六艺三碑。温庭筠的出现,倚声填词独立成科,体现词学的自觉。由温庭筠到张炎,再由张炎到龙榆生,是词学自觉向自觉词学推进的过程。

  词为声学,亦为艳科。声学与艳科,倚声填词体现在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两个方面的构成要素。千年词学,对于声学与艳科,虽有所偏重,却无所偏废。但自20世纪之初,王国维发表《人间词话》,倡导境界说,以境界之有无来评价作品之最上最下,学界对于倚声填词的认识始出现偏颇。20世纪后半叶,百年词学进入蜕变期,学界重艳科而废弃声学,即只是对于体现思想内容的艳科进行批判、继承,而将体现艺术形式的声学搁置一旁,词学研究处在误区当中。

  新旧世纪之交,我提出建造“中国词学学”的设想,并为之确立定义,指出中国词学学是研究词学存在的形式及形式的体现的一门新学科。这门新学科,以三碑之说作为理论支撑。三碑之说指中国词学史上三大理论创造:传统词学本色论、现代词学境界说及新变词体结构论。希望这能为新世纪词学研究提供参考。

  记者:您是最早对“当代词”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特别是对王国维、胡适、夏承焘、吴世昌、饶宗颐等词学大家进行过重点研究,并编纂《当代词综》。怎样理解“当代词”与“当代词学”这两个概念?与传统词学相比,二者具有怎样的特色?

  施议对:“当代词”与“当代词学”,两个“当代”,因语境不同,其意涵亦有所区分。“当代词”着眼于作家作品,“当代词学”着眼于学科性质。《当代词综》标榜“大当代”,编列作品,以作者生年计,自1862年(清同治元年)起;“当代词学”的“当代”,以学科的古今区分计,自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起。1862年,这是《当代词综》领衔作者王允皙的出生年份,我将其作为当代与古代歌词作者的分界线;1908年,这是王国维《人间词话》最初刊行时间,我将其当作中国词学史上当代与古代的分界线。《当代词综》之所谓“当代词”对于歌词作者古今界线的划分,所宣示的是“大当代”这一观念,目的在于突出“今天”,体现其时代精神。而“当代词学”,其学科性质及新旧界限则依据文学批评模式进行判断及划分。王国维之前,词的批评标准是本色论,属于旧词学;王国维之后,推行境界说,以有无境界衡量作品高下,是为新词学。

  基于以上认识,对于今词七家,包括王国维、胡适、夏承焘、缪钺、吴世昌、沈祖缺、饶宗颐,我在《今词七家说略》的“引言”中曾说:“上列七家,王国维为今代词学的开山祖师,饶宗颐殿其后;当中胡适、夏承焘、缪钺、吴世昌、沈祖缺,各居其位,各司其职,均于今代词坛扮演一定角色。七家之间,如依各自对于倚声填词所持立场和观点看,应可划分为三翼:王国维、胡适归左翼,缪钺、饶宗颐归中翼,夏承焘、吴世昌、沈祖缺归右翼。”

  记者:20世纪五代词学传人是根据什么划分的,五个世代之间各有怎样的传承与开拓?

  施议对:20世纪词学传人,依出生年份计,可划分为五个世代。第一代,自1855年至1875年间出生作者;第二代,自1875年至1895年间出生作者;第三代,自1895年至1915年间出生作者;第四代,自1915年至1935年间出生作者;第五代,自1935年至1955年间出生作者。1955年之后出生作者,划归21世纪。这是借用21世纪这一时间概念所作划分。

  五代传人,各有一定业绩。第一代,以清季五大词人朱孝臧、王鹏运、文廷式、郑文焯、况周颐为代表,就整体上看,仍归属于古词学或旧词学,为传旧的一代。第二代,以王国维、吴梅为代表,是由变到正的过渡。第三代,以夏承焘、施蛰存为代表,夏氏以“一代词宗”居民国四大词人之首;施氏以一世当二世、一人抵二人的业绩,于词学蜕变期,发挥特殊的组织、领导作用。这是富于创造的一代。倚声填词的三大板块,词的创作、词学考订以及词学论述,均得以长足的发展。第四代,生当世纪词学蜕变期,两位领军人物邱世友和叶嘉莹,邱氏识音律、主情致,于词学声学研究有着切实的体验和述作;叶氏重感发、擅联想,于词学艳科评赏有着丰富的经历与著作。与第二代相比,这也是过渡的一代,属于由正到变的过渡。第五代,继第四代之后,仍处于世纪词学的蜕变期。这一代作者,崛起于20世纪的最后20年,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一代。目前,21世纪第一代及第二代词学传人正建功立业,第三代传人也已登场,21世纪词学正由新的开拓期进入新的创造期,期待新一代的词学大师出现。

  诗学与诗教并重

  记者:从事词学研究,您认为应当如何掌握评价标准?

  施议对:王国维《人间词话》论述自然中之物与文学及美术二者之间的关系曾说:“自然中之物,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既说明客观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区别,亦提示对于客观世界与艺术世界的评价标准。前者于词话中已有交代,应为王国维立论的本意,后者是本意的延伸。说明自然中之物,本来就存在着各种关系、限制之处,这是体现不同集团或阶层利益的关系、限制之处,但写之于文学及艺术,则必须遗其关系、限制之处。因此,这也说明,在写之于文学及艺术之前及之后,对于客观世界与艺术世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评价标准,一为功利标准,一为审美标准。两种评价标准的区别,在于是否遗其关系、限制之处。诗的国度,礼仪之邦,提倡诗教与诗学。既以诗设教,亦以诗立学。以诗设教,诗指诗三百,教则在于思、在于容,在于去邪以归正;以诗立学,诗指诗六义,学则在于赋、在于比,在于兴发而感动。以诗教论诗,通过邪与正论优劣,看其对于某个集团或阶层究竟有益或者无益;以诗学论诗,通过赋比兴论其高下,看其对于诗自身艺术手段究竟掌握到何种程度。一个重在功利,一个重在审美。重功利者,必先考虑大政事、小政事,考虑集团与集团、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种种“关系与限制之处”;重审美者,将写之于文学及美术,则必遗其“关系与限制之处”。新时代的风、雅、颂,诗学与诗教并重,审美与功利兼顾。复兴大雅,重振正声,为共同目标。

  记者:您将龙榆生的词学八事概括为倚声三事,并顾及创作的重要性。您以为怎样的词作品才是好作品?

  施议对:龙榆生提出词学八事,即图谱之学、词乐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以及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赵尊岳提出词中六艺,曰:词集、词谱、词韵、词评、词史、词乐。唐圭璋、金启华合撰《历代词学研究述略》于八事外,又平添二事,曰:词集笺注与词学辑佚。我在为业师夏承焘先生立传,将其简化为三,曰:论述之学、考订之学、倚声之学(词的创作),是为“倚声三事”。三事当中,创作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

  或问:怎么样的词作品才算好作品?我以为:好与坏不适合当作评价标准。比如,鲁迅在评论中国诗歌时说道,“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其之所谓好,并非与坏相对应的好。不是好与坏的好,而是好与未好的好。好指完备,未好指未完备。意即,唐人已将诗的各种体裁与体式做完备了,后人再没有什么可做。说好与坏,表示一种功利诉求;说完备(好)与未完备(未好),表示一种审美目标。鲁迅论诗如此,今日说词亦当如此。

  多元文化下的澳门词学

  记者:澳门是中西文化汇聚地,在中华文化传承与传播方面具有怎样的特色与优势?具体到中国词学研究是怎样一种状态?

  施议对:澳门古称香墺,即香山墺,或香山澳,明时又称壕境、濠镜,今称澳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佛朗机(葡萄牙)人混入蕃舶行列,入住濠镜(澳门)。最早将葡萄牙人入住澳门这一历史事件写入诗歌的作者是南海商人蒲龙。而香山墺这一名称,则首见汤显祖《牡丹亭》。蒲龙所作《感事诗》及汤显祖所传诗文作品,是澳门文学的开篇。但这并非澳门文学的最早来源。如从地脉、人脉、文脉三个方面来看,澳门文学的缘起仍须追溯至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拙著《澳门文学的开篇与缘起》说及这一问题。

  清乾隆九年(1744年)设立澳门海防同知(全称广州府澳门海防军民同知),印光任担任首位澳门海防同知,张汝霖为第三任。乾隆十六年(1751年)印光任和张汝霖合撰《澳门记略》书成付刻。这是中国人所撰第一部系统介绍澳门的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刊行的一部关于澳门历史的著作,其中附载古近体诗153篇,文16篇。二公此举,不仅丰富了澳门文化与文学,为后来治澳者以及有关澳门问题的研究者留下大量可供借鉴的珍贵史料,而且也在创作上为澳门奠定诗城的地位。

  今日澳门,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历史环境,多种语言、价值观念共存共荣,已形成以中华文化为主,融合以葡萄牙文化为特质的西方文化,具有多元化色彩的独特的澳门文化。澳门诗人得天独厚,既有大中华背景,又有全球化视野,在中华文化传承与传播方面均具有一定的优势,在中国词学研究方面亦具有广阔天地。

  记者:请结合您的学术实践,谈谈澳门与内地学术交流情况?

  施议对:澳门自秦始皇三征岭南归属中国版图,明中叶租借予葡萄牙,但明朝仍设置官府管理。1999年12月20日澳门政权被移交予中国。回归前后,政权归属不同,但文化学术方面,澳门与内地从来就没有断绝过。回归以来,澳门与内地学术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与广泛。在诗词领域,仅就本人所策划筹办的学术研讨会,几乎年年举办,而以中华词学命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则于10年之间,举办两届。小地方、办大会,探研学术前沿问题,对于澳门与内地以及中国与外国的文化学术交流,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这种交流活动,将会进行得更加踊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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