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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文:作家应成为写作的主人

http://www.frguo.com/ 2021-12-17 中华读书报 | 舒晋瑜

  关键词:《诗来见我》 李修文 散文

 

  《诗来见我》,李修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3月第一版,59.00元

 

  我以为我们非得要做一条鲸鱼不可:既要尽可能地在这世上潜伏和游弋,更要有一种吞纳泥沙之力。一句话:作家应成为写作的主人。

  二十年前,李修文在很多读者的印象中还是“畅销书作家”,他在《收获》刊发两部长篇小说《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均被改编成影视剧,一时间成为70后的代表作家。

  但是,他逐渐对自己的写作不满足,而最大的不满足是,“我的笔下几乎没有出现过我在生活里遇见过的人,而我的一个阅读经验是,在文学中,无论哪一个时代,但凡被我们感知,终究是那个时代内部涌动的人格力量来到了我们的体验之中。”李修文放下影响他至深的先锋文学,转而去读许多年都没拿起过的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托尔斯泰,甚至找来了不少戏曲剧本,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去写更多在生活里认识过、感知过的人。

  《山河袈裟》中的文字写于李修文奔忙的途中,他用尽笔墨记录世间普通人的情感和尊严,门卫、小贩、快递员、清洁工……他以饱满的情感讲述动人心魄的故事。《诗来见我》则是通过古典诗词叙写人生际遇,以独有的风格与角度解读中国古典诗词,既保留了《山河袈裟》里对身边人与事的关切与悲悯,又对古人命运生出入心彻骨的体悟与理解,使文章兼具坚硬和饱满、悠远和贴己、苍凉和热烈的情感力度。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您的编剧生涯? 小说家当编剧,有的如鱼得水,有的痛苦不堪,您是怎样的情况?

  李修文:我的编剧生涯可以说是非常失败——作家出身的编剧,多半都有一个“文学性”在创作中作祟,这便要得逢其时和得逢其人,但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 好多时候,我跟导演们刚刚谈了几句托尔斯泰,一转眼,就被导演们扫地出门了。再后来,做无用功的时候多了,你就总能遇见几个愿意跟你谈谈托尔斯泰的导演了,你写的剧本,才慢慢有了被拍摄的可能。所以,我经常对人说:一个作家,最好还是不要轻易去涉足影视,许多时候,影视是一个无底洞,你在其中感受到的诸多摧残,很有可能使你再也回不到你所渴望的那条写作之路上去。再加上影视产业本就是一个诸多工种联合作战的行业,那种从文学写作中诞生的作者感,你是注定无法从影视写作中获得的。

  中华读书报:《山河袈裟》写了十年的遇见。每个故事都那么质朴,却击中我的内心。那些生存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无论他们的生活多么贫贱,可是在你的笔下,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生活,温暖彼此的灵魂。这部作品是边走边写的记录吗?

  李修文:尽管我并没那么喜欢影视创作,但是,它们却从另外一个维度上挽救了我的写作——如果我的编剧生涯顺风顺水,写一部拍一部,也许就没有《山河袈裟》这本书了,所以,《山河袈裟》这本书其实不是别的,它不过是一个失败编剧的个人见证,如你所说,它的确是边走边写的。那时候,我并没想过自己还能重新成为一个作家,可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自山河人间的深处浮现,又来到了我的生活里。在小旅馆里,他们是住在我隔壁房间里那个终日寻找丢失孩子的父亲;在黄河边的小城里,他们是将我送出险境的异姓兄弟,不管在哪里,我其实都没能够从他们中间离开,就像我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写过的那样:我以为我不是他们,然而事实上,我从来就是他们。到了这个地步,写下这些人,实际上就是认下一门一门的亲戚。有时候,我会把自己写的东西拿给他们看,甚至念给他们听,对我来说,这些时光真是无比美好,且已经足够。所以《山河袈裟》里的好多篇文章都没发表过,写下来,我便完全安慰了自己。后来有些文章流传到了网上,被我的责编陈新文看见了,他给我打电话,说是想要把这些文字集成一本书出版,一开始我也有点难以置信,因为我好多年没出书了,也不觉得它们有出书的必要,但是新文一直劝说,并且宽厚地等待,最终,这些文字还是以一本散文集的名义出版了。

  中华读书报:《山河袈裟》的写作文风大变,从“小我”到“大我”,这种变化是必然的吗?

  李修文:就我的生活际遇而言,变化是必然的:一个南方人,因为参与一个个似是而非的影视项目,数年中一直在西北大地上跑来跑去,竹林、石板路、梅雨季、江河湖泊,这些我在南方司空见惯便能感受到的词汇,渐渐就变成了窑洞、敦煌、青纱帐和喇嘛、盐湖、戈壁滩这样的词汇,很显然,这些词汇就是我的生活本身,在这些地方,我赶过路,喝过酒,既有过无路可走的窘境,也在窘境里认下过至今想起都让人眼热的兄弟,如果我的写作要找到一个忠诚的对象,那么,除了他们,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他们更需要我的忠诚。在我的理解里,“小我”是相对专注于一己之感的“我”,而“大我”里一定站立聚集着更多的“我们”,但是,那个作为个体的“我”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必须以身作器,以行作舟,才有可能通向更多的“我们”,须知“我们”常常并不在天高地远之处,却正在“我”之面朝他们奔跑的决心和意志当中。

  中华读书报:有评价称:“当散文家都在各行一路,李修文却偏把这诸多的一一汇聚起来了——思辨、情感、民间,戏剧与古典,对底层生活的焦虑和对世界的独思……”你如何评价自己散文风格的形成?

  李修文:我愿意将这样的评价当作一种个人生活前进的方向,而非仅仅是一种写作上的策略,即使一片看起来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当你深入进去,你也会看见其中仍然生长着骆驼刺,每一块戈壁石也都截然不同,还有各种各样的风,运气好的话,你甚至能看见海市蜃楼,所以,说到底,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变成什么样的连接器才是最重要的,先连接,而后才有可能对你连接的进行处理,用苏东坡的话来说就是:“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而今,我们每一天能够感受到的信息太多了,每一个信息似乎都构成了自己的主体性,它们在吸引和裹挟着我们奔向它们,此种情形之下,我以为我们非得要做一条鲸鱼不可:既要尽可能地在这世上潜伏和游弋,更要有一种吞纳泥沙之力,如此,我们才能重新成为一个时代问题的提出者和处理者。一句话:作家要成为写作的主人。以散文写作为例,当我们的生活边界越来越被打破,仍然墨守着那些关于散文的成规还有意义吗? 散文是否能够去抢夺、去侵占其他文体的特征来重建自己在这个时代的主体性?

  中华读书报:《诗来见我》通过古典诗词叙写人生际遇,通过古今对话见证自我完成。以自己的方式解读中国古典诗词,写作之初你会有顾虑吗?

  李修文:这本书的写作,实在是一个意外,尽管我一直想写这么一本探讨古诗词的书,为此算是做了不少功课,但也对自己充满了疑虑,我知道自己就算写出来,大概也不是一本专注于学问的书,但它究竟是何样貌,我也无法道明——古诗词当然是一门学问,但我觉得,它们首先是生命的学问,于我而言,人生越是困厄,它们便越是能破空而来,让我得以安定,得以可能的对照和检视,所以,我接受古诗词的课堂,不在他处,往往就在山河草木之间,在夜路上,在与小旅馆里,而这些地方,恰恰正是那些伟大的诗人们写下它们的地方,那么,课堂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展开自己的学问之路吧。

  毫无疑问,写这本书和我们至今仍然置身其中的这场疫情有关,疫情初来之时,我很长时间都在读杜甫,一边读,一边跟自己说,眼前所见,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杜甫见证过瘟疫,更早的陶渊明和曹操也见证过瘟疫,我们眼见得的处境,不过是灾难更换了面目再一次来到了我们的眼前,而我们终将如何自处? 我强烈地感受到,越是在困厄中,文章越是千古事,诗词越是千古事。那些我在古诗词中得到的安慰,我想将它们传递给更多的人,就算是自取其辱,我也将在和它们的重新相遇中尽可能变得心平气和,所以,哪怕在当时的环境下找不到更多的资料,我也凭记忆写下了这本书,这本书不是我的文体冲动,而是我的生命冲动。

  中华读书报:你如何评价《诗来见我》在创作中的独特价值?

  李修文:我其实根本不觉得它有什么独特价值,它不过是在特殊的日子里将我变回了一个镇定的写作者而已,但它的确激发了我此前从未去思考过的一个写作领域——中国古典文化传统里的许多组成部分,在今日生活里仍然还有被激活的可能。所以,写完这本书,我也一直在想,我们的戏曲,我们的古文字,等等等等,似乎可以再次被我言说。但是在言说它们之前,我还是要乖乖地、认真地去读书,去生活,以此来等待机缘的降临——是的,更加笃定地去等待,这就是这本书给我的生命带来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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